成都的易手，刘辟、段子璋等人被斩或被擒，以及黄琦、柏茂琳一路的降伏。
这一连串惊人的变故，让那些原本附从于刘辟的川中官员彻底失去了希望。
不过，幸好在开战之初，代宗的讨逆诏书上便已言明——除刘辟、段子璋等十余首恶者，其余附逆之人只要及时幡然悔悟，便可不究其罪责。
而且韩澄、柏贞节也联名书告川中数十万百姓，表示了与天子御诏同样的意思。
有了这双重保证，这些官员便有了生了希望，虽然心中依然忐忑，但最终还是相继选择了请罪归降。
至杨错抵达成都十天时，多半的郡县官吏皆已上书表示了弃逆归附之意。
战事大局基本已定后，确立何人为西川之主，日后西川的治政方向，如何处理西川与朝廷的关系，以及最为实际的问题——原先被刘辟、段子璋把持的军政权力，如何进行分配？
这一系列问题，相继地摆在了众人面前。
围绕这些问题，成都城中暗流激涌。
在这十天的时间里，川中文武已经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议事，都是在商议讨论西川的未来。
从第一次议事开始，一众川中官员就呈现出明显的对立倾向。
不出所料，牛敞是竭力反对朝廷入主西川，他力主由高适年仅十岁的幼子高侃承继父志，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主掌川中军政大权。
不得不承认，牛敞所找的理由很有技巧性——子承父业，本就是人之常情，又有张献诚父子的例子在前，这样的建议确实能够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
但若仔细一想，年仅十岁的高侃至少还得有六年才能及冠，目下根本还无法履行一地节度使的职责。
而且，从我这些日的观察来看。高侃地资质相当平庸，去年以来家中所遭遇的一系列剧变，更给这个少年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地阴影。整个人看起来很是怯弱畏人。
如此一来，若是由高侃接任西川节度使位，川中的实际权力势必将旁落到那些辅臣手中。
牛敞这一手，既可以冠冕堂皇地将朝廷排除在西川之外，又能够为自己攫取权力营造出机会。
他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利用川人的保守排外心理，试图挑惹起川中文武对朝廷的排斥情绪。
不过，他显然忘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更浅显些说，也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与唐军已有良好关系的武将派不说，就以西川的士人而言，他们或许保守排外。
但却不缺乏省时度势的眼光和头脑。
朝廷需要击败史朝义，是为了完成社稷一统，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出现一个“独立王国”般地西川存在。
而从根本上说，一切的乱源是从玄宗幸蜀，给了蜀地带来了财富和独特的地位。
是时候拨乱反正了。
以天下的人力、物力，讨平区区一个西川可以说是轻松之极。
能看到这一点的川中士人不在少数，权衡利弊之后，他们自然会有一个较为理智的选择。
这从身为川中士人之首的杨盛、张禄的模棱态度就能看出一二来。
而杨错，虽然受邀参与议事，但只是静坐一旁，充当着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还未到我直接插手的时机。
就在这第十天，韩澄回到成都，同时带回了柏茂琳的人头。
狡猾如狐的柏茂琳，虽然心思费尽，最终还是未能逃脱韩澄这个老练猎人之手。
韩澄一回到成都，就立即痛斥士人们只知争权夺利，却将高适的大祭一事忘却的一干二净。
高适遇害身亡已经数月有余，由于正处战事之中，韩澄等人没有能力，刘辟一党没有放在心上，本该隆重大办的高适大祭竟被耽搁了下来。
如今局势安定，正应该尽快补办，并将高适的骸骨由江州搬迁到成都来，与当年被害的军民安葬在一处。
或许是没有想到，或许是刻意忽略，一众川中官员确实将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置之脑外了。
直到韩澄这一发火，才真正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紧急准备了三天后，以韩澄、柏贞节、杨盛为首的川中文武官员，在高适的衣冠冢前举行了隆重的大祭仪式。
祭品中，除了必要的三牲外，更为引人关注的则是以段子璋为首的十二名谋叛首恶之人及刘辟、柏茂琳两颗首级。
返回成都之后，为能尽快稳定川中人心，韩澄曾主动当着川中群臣的面发誓——再次重申不会追究附逆地文武官员的罪责。
不过，这里面却并不包括段子璋等十二名首恶之人。
早早得知韩澄会在大祭时以段子璋等人的性命祭祀高适在天之灵，一众川中官员虽然心有戚戚、暗自感叹，但却没有出现什么恐慌。
主持大祭的人选，照理自该是身份越尊贵越好。
以职位爵位论，如今身在西川的文官武将，无出杨错之右者，而且他还有着朝廷代表的这一层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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