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蕾西，城际电子科技大学的讲师，专业是计算机。
由于身体的原因，我不能安装脑内终端，从小我就是被人嘲笑的对象。
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认为我这辈子的成就有限，就算我十分努力，智商也不低，但仍然无法赶上那些安装了脑内终端的人。
因为，我有致命的缺陷。比起那些安装了脑内终端的人，我更容易受情绪控制，更容易激动，被感动，被激怒，在目前的价值观下，我这种人就相当于残疾。
我的同学和老师总觉得我控制不了情绪，怕我突然就情绪崩溃。但实际上，自由地感受各种情绪，不必因乌托邦系统监视我而压抑情绪，这让我更容易学会抵挡压力，控制情绪。
但没人能理解我。
包括我的父母，他们是典型的精英，是研究所的博士，我从未见过他们笑过。
他们对我抱有期待，但当医生告诉他们，我不可能安装脑内终端时，他们的期待破灭了。
于是，他们放弃了我，又生了妹妹。妹妹很健康，一出生就被安装了脑内终端，从此过上被父母，被系统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人生。一方面，我嫉妒她获得了父母全部的关注和心血，另一方面，也为她感到悲哀。
而她注定读不懂我看她的眼神。
被系统安排的人生固然顺利，但那种刻板的生活方式，从小就缺失情感，无法感受到别人对她的喜爱或者厌恶，又有什么意思？
可能，这些都是我为了安慰自己的借口，只有这样，我心里才会好受一点。
我遭受过太多的白眼，久而久之，也麻木了。我不再对父母和朋友抱有期待，只有我自己，也只能相信我自己。
在职业规划测试后，乌托邦系统给我的结果是：老师。
不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也不是负责高新产业的管理者，父母对我更加失望。
这时候我反而觉得乌托邦系统有时候也不错，至少我不排斥当老师，这个职业规划还算适合我。
而老师这个职业，使用虚拟眼镜也能应付得了。
不过乌托邦系统给予的理由却让我哭笑不得：身体缺陷，无法安装脑内终端，因此适合去教授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据往常的数据显示，有一少半学生因听不懂老师速度较快的授课速度而无法完成学业，因此考虑降低老师的从业标准，选择更多样的人才。
我成为了这所大学的老师。
也发现学生比我想象得更要多样。
他们之中有天才，就像我妹妹那样，出生就能安装脑内终端，天生就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可以专注于研究。也有普通人，虽然不能出生就安装脑内终端，但稍微长大一些就能安装了，这些普通人其实拥有不少隐晦的负面情绪，但由于乌托邦系统的管制，导致他们必须常年控制自己这种负面情绪。
久而久之，每个人都变成了情绪管理大师，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感到愤怒和悲伤。
还有些人的资质更差一些，但比我也好一些，最终还是可以安装脑内终端。他们会定期去诊疗中心调养，以防出现精神疾病，有时也会突然爆发情绪，但他们也很有意识的去控制。
我开始觉得会有各种情绪的人才是正常人，因为本性如此。
于是，我开始引导学生们去抒发情感，带领他们去了解历史。
历史中的古人，他们都是有各种丰富的感情的，虽然在后续的事件中，证明这种感情是一种缺陷。
但我要对学生们说，虽然这是一种缺陷，但也不代表不能存在。
学校知道了我的教学计划，校长直接将我叫过去谈话，勒令我停止这种反主流的教学内容。
我努力抗争，但没有人站在我的角度，认同我的观念。
只有一些学生还支持我。
乌托邦系统说，大家的机会都是平等的，一切都是公正的。
但像我这种不能安装脑内终端，拥有强烈情绪的人，却遭受到了这么长久的歧视，却不能自由发表我的观点，这就是平等吗？
仔细思考过后，我认为问题出在脑内终端上。
其实大家出生后没有什么不同，只要是人类，都会拥有情绪。但就是因为脑内终端，才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才持续压抑着人们的感情。
如果没有脑内终端的监控，是否大家就能自由地抒发情绪，接受我的观点了呢？
我要将大家解救出来。
所以我编写了一种病毒，通过校园局域网先在小范围内传播。
不过乌托邦系统很强大，很快就清除了我编写的病毒，这仅仅给部分学生造成了神经终端连接不稳的问题，并没有达到我的目的。
我开始不断改写病毒，目的就是能入侵大家的脑内终端，将乌托邦系统的监控系统关掉。
还好我只是用学校的局域网做传播途径，并没有直接连接到乌托邦网络，再加上我本身并没有安装脑内终端，乌托邦系统就无法监控我在做什么，这让我这一系列的动作始终没有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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