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到重庆,周赫煊只有一个直观感受——交通太拥堵了!
特别是朝天门码头,密密麻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无数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都打算返回原籍,别说江上的客轮挤满了,就连渔船都成为交通工具。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两个月,包括成都那边的战争难民都在往重庆汇聚,因为长江是出川最便利的途径。
许多从四川其他市县过来的百姓,在朝天门码头一住就是大半个月。他们风餐露宿,每日天不亮就起来排队,如此辛苦只为求得一张船票。
虽然生活艰辛,但每个人脸上都多出几分喜悦与期盼,因抗战胜利而喜悦,因即将归乡而期盼。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无疑是常凯申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他前往胜利大厦发表胜利广播时,沿途挤满了欢庆胜利的人潮。人们看到常凯申出现,立即欢声雷动,争相与他握手。
那一刻,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常凯申,他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
老百姓那个高兴啊,不仅抗战胜利了,而且重庆的物价在一天之内暴跌50%,好像赶走了小日本果然就能迎来幸福生活。其实物价暴跌就那一天时间,第二天就迅速涨回去了,但整体来看物价还是在下降的。
常凯申的光辉伟岸形象并没有保持太久,内战让他迅速跌下神坛。
特别是前不久的“一二一惨案”,万昆明学生罢课游行反对内战,结果被军统特务炸死教师4人、打伤学生60余人。消息传遍全国,重庆、成都、上海、延安、遵义等地学生自发组织起来,通过游行的方式声援昆明学生,各行各业反对内战的呼声也更加高涨。
如今常凯申正带着宋美龄在北平视察,天安门城楼上还挂起了他的画像,等老蒋再回重庆就将接受美国特使的调停。
马歇尔已经亲自来到重庆,他的任务是调停国共内战,帮助中国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几年之后,国共两党都对马歇尔破口大骂。
共党认为:马歇尔的军事调停只是个幌子,真正目的是为了帮常凯申做内战准备,协助国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党部队,供给常凯申大量的军火和战略物资。
国党认为:国府误信了马歇尔的调停,将最精锐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至内地空虚,各战场都兵力薄弱,给予了共军以可趁之机。
(马歇尔:都是我的错咯?)
……
周赫煊没有直接坐船回家,而是沿朝天门码头去了一趟市区。他东走走西看看,来到一家米铺前随口问道:“你这里精米多少钱一斤?“
店伙计没认出是周神仙,应道:“精米四块二角一斤,先生要多少?”
“我就问问。”周赫煊笑着离开米铺。
物价回复的情况还很不错,周赫煊半年前离开重庆的时候,米价最高已经涨到五块多一斤,几个月就跌了五分之一。(顺便一提,抗战期间的征购政策最恐怖时,政府以1毛钱的米价从地主和农民手里收购大米,到市场上就变成了5块钱一斤。这就是为什么农民纷纷把土地还给周赫煊的原因。)
如果国民政府不出昏招,法币是可以慢慢恢复购买力的。在抗战胜利之初,国府拥有600万盎司黄金,9亿美元法币,接收日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还有美国的剩余援华物资约20亿美元。
这些钱完全可以用来整顿税务,平衡收支,抑制通货膨胀。
然而国民政府怎么做的呢?
首先,国府将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定为200:1,也就是说200中储券只能兑换1法币,严重低估了中储券的购买力,直接让沦陷区的老百姓资产缩水200倍。
沦陷区的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然后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穷光蛋。
于是乎,中储券变成废纸,人们排队兑换法币,抗战大后方的法币疯狂流入沦陷区,导致大后方居然出现了法币不足的情况。
国民政府发现法币不足,顿时大喜,加班加点的赶印法币,大量法币充盈市场,造成物价再次飞涨。抗战时期没有彻底崩坏的法币,居然在抗战胜利后直接玩崩了。就拿首都南京来说,八个月内米价暴涨500多倍,法币已成废纸。
后来陈立夫总结国党失败原因,把锅都甩在宋子文头上,他说:“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子文竟规定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贬值了几百倍,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我们已替共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没人知道宋子文当时是怎么想的。
周赫煊优哉游哉的在重庆街头闲逛着,临近傍晚才回到周公馆。
“明诚兄!”梁思成和林徽因就住在周公馆内。
二人是去年秋天来重庆的,梁思成专门送林徽因来大医院治病。历史上,医生对林徽因病情的判断是最多能活五年,几乎不可能看到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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