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则是花生、番薯与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这些作物，今天讲起来平平常常，当年却相当于好几个“超级袁隆平”接连问世。比如，番薯耐寒，耐涝，耐碱，适应各种土壤和环境，抗虫能力强，产量极高，据记载：“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而且一年可种数季。明代较好的水田也不过亩产720斤左右，平均亩产不过240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土地养活的人口可以增加好几倍！多出来的田改种其他作物，又能养活更多的牛羊猪狗。土地出产的粮食和肉类大大增加，人口膨胀的压力也就大大减轻了。
花生约1530年到达中国，玉米是1531年，番薯则是1593年。它们到达中国东南时，明末大战乱还未开始。如果崇祯皇帝真有眼力，发现这些高产作物的价值，及时引种到西北，缓解极度紧张的粮食问题，或许可以避免1644年的灭亡悲剧。
真正吃到大馅饼的是清朝。正是清朝的大力推广，这些高产作物才遍植中国，导致从西汉末到明末从未超过2亿的中国人口，在乾隆六十年达到前所未有的2.9亿！
所以在朱厚煊看来康乾盛世，它们的基础，不是君贤臣能，而是玉米、番薯与花生，这就是“粮食政治学”了。
就这样五年中，朱厚煊花了近两年时间命人寻找，再花了三年时间培育种子，这才有一点成效，只待推广种植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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