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的外务大臣李鸿章与朝鲜官员的悲剧在于不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性质，不了解美日勾结正在形成。
正如当时美国公使扬约翰所供认的，“我们在朝鲜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最终服务于日本，并为了她的利益帮助那个宛如画中的迷人的国家”。
一边和人谈判，一边准备要打，这是华国管用的伎俩了。
但是这一招，百试百灵。
至少，对于现在驻扎在下关城中的薛佩尔和他的军队来说，就是这样子的。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朝鲜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奴役朝鲜奠定了基础。
而华国的决策既有违于宗主国不直接干预属国内政外交的传统，又违背了朝鲜人民自“辛末洋扰”以来对美国侵略者憎恶的正义感情。
高宗李熙即位时，只有12岁。便拜其养母赵氏为大王大妃，由她垂帘听政；又封其生父李昰应为兴宣大院君，赞襄政务。兴宣大院君的执政被韩国史学界认为是韩国近现代史的开端。兴宣大院君一掌权，就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他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并启动了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目的的改革进程。同治五年（1866年），神贞王后赵氏撤帘，大院君遂独揽大权。大院君一面大力排斥安东金氏势力，将他们全部逐出朝廷，就连曾帮助过他的丰壤赵氏也不放过，开始确立起丧失已久的王室威严。同时大张旗鼓地重修景福宫，以作为君主专制威权的象征。此外他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试图修补朝鲜封建王朝的大厦；又厉行闭关锁国路线和宗教迫害政策，掀起“丙寅邪狱”，屠杀了上万名天主教徒。此时朝鲜已经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危机，到高宗时更加凸显。
其结果，不但进一步破坏了中朝之间的传统关系，极大地损害了宗主国的形象，加速了闵氏政权开放的步伐；提出的“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朝鲜策略，也激化了朝鲜内部开放与反开化势力的矛盾，而且使朝鲜问题日益复杂化，导致了日美及西方列强借口朝鲜为“独立国”，肆无忌惮地向朝鲜渗透其侵略势力，把朝鲜深深地卷入列强在远东争夺的旋涡。
继《美朝修好通商条约》成立后，西方其他列强纷纷效尤，英、德、俄、法、奥匈、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先后与朝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挤垮大院君的闵氏政府因种种原因与日本示好，改采开放政策之后，遭到了来自全国各个阶层的反对。其中平常信奉锁国主义的全国儒生们对与倭寇建交非常不满，加上大院君及其党羽暗中煽动，希望乘乱重返权利舞台，不久儒生遂连署上疏，并呼吁将大院君从杨州请回到云岘宫。
其奏摺云：我国乃东方礼仪之国，与倭国订定友好条约，实为既失体面又愚蠢之举。日本之根基虽与洋夷不同，但其近日、可沾染洋夷之风俗，实为假洋夷是也。
之前，大院府大监英明，得以洞察此点，不与之来往，然而，现在却与日本订定友好条约，此实乃令人至为寒心之举。臣乞求圣上，应将大院府大监自杨州迎回云岘宫，并于尽孝同时，令大院府大监导正错误至此之国家政策。为国家百年大计之故，臣等儒生在此一同恳请圣上察纳。
这些人明显对高宗亲政不满，并主张再次拥立大院君摄政。
闵妃集团对世界局势昏昏昧昧，但是却深谙李朝内部的权势争斗，闵妃通过高宗详细调查上疏之人，将为首的柳道洙，执笔的儒生李荣洙，以及道厅李相哲、儒生徐升烈等四人处以流刑。
但是，主张将大院府大监从杨州迎回云岘宫的奏折，并未因此杜绝，反倒越来越多。
对于柳道洙与李荣洙遭受的流放，全国各地数十万儒生更是愤慨，纷纷上奏，激进分子甚至以死相拼，群聚于景福宫大门前，静坐示威。
志同道合的儒生们同仇敌忾，在各地加强组织联络，各地为首者经常互相联系，同时不断上书，强烈要求将大院君迎回，以改革政事。
事态如此紧张，闵妃一派知道只用镇压难以解决，不得不对儒生们采用怀柔政策。
虽然不可能再度拥立大院君为摄政，但为了安抚儒生，朝廷也不得不将大院君从杨州迎回云岘宫。
3000多人的华军第一野战师第一团，只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潜伏在了下关城外。
下关城说是一个城，其实只是土墙的城墙，还不完备。
下关城中有华军的内应，这是早先就埋伏好的统计局的特工，要不是情况紧急，一般是不会用到特工的。
当日本士兵还在打盹的时候，城门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
守城的士兵们，也都在短时间被定点清除了！
黎明之前，本来就是人睡的正香的时候，士兵们还在打盹，就被一刀一个暗杀了。
下关城的日本军队只有一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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