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尼古拉二世登基，李鸿章作为代表参加加冕仪式，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以“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决心“武力帮助中国”，和盘托出了酝酿已久的铁路计划，由俄国构筑满、蒙北部而达海参崴之铁路。李鸿章发回密电“中俄交情最密，东省接陆，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李极力促成此事，最终说服了最高层，这便是《中俄秘约》铁路由俄国道胜银行修建、经营，成立中东铁路公司，但实际上却被俄国单方面控制，铁路所到之处都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借此控制了大连、旅顺，辽东半岛落入俄国熊掌，随后俄国将其改为“关东省”，东北成为俄国人的国中之国。
谁都知道铁路是个好东西，但得看它控制在谁手里，此事激起了朝野上下的剧烈反对，因为此事是他全程力排众议一手决策和亲自操办。狡猾的俄国外条约签订后背信弃义，不久又与德国相互唱双簧，德国从清朝手中拿走了胶州湾，俄国拿走了旅顺和大连。
李鸿章在今天的中国早已被某些人刻意的神化，更是有些书籍将他捧上了神坛，某百科甚至将他说成是“十九世纪三大伟人”，不知俾斯麦和格兰特九泉之下做何感想。李鸿章是一个官场干才，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诚如他自己所言，自己不过是个“糊裱匠”，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修补清政府这艘四处漏风的屋。
华皇认为李鸿章从来就没有推倒房子的念头，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他一生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这所房子的存在，他既没有能力推到这所房子，也没有能力再重建房子，明明知道这所房子会倒塌，却又不得不痛苦的接受现实。
从他所接受的传统精英教育来看，让清朝在自己手中灭亡无异于是一种屈辱——成为“亡国之臣”。
当李鸿章睁眼看世界，以实际行动兴办洋务，举办工业，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很多事情虽然他也身不由己。
所以，华皇用李鸿章，一方面是以为要笼络，并且加速满清遗留下来的一些能够改造的知识分子，尽快融入华国新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李鸿章在外交方面，在审时度势方面，确实有独到的眼光。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人，矮子里面拔高，华皇认为李鸿章是当时清帝国的重臣们当中少有的知道一些洋务、以及怎么和洋人打交道的重臣，得到洋人的重视很正常，当然，李鸿章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联俄制英的策略更是中国外交19世纪末大失败的一部分，他收受俄国人的贿赂也是事实。
李鸿章未必见得多得当时洋人的敬重，很多当面的口头赞誉不能当真，伊藤博文当面对李鸿章很敬重，说了些“你在日本干一定会比我干得好”之类的话，但是伊藤博文会说“北海道不是我国的精华领土，还不如丢给俄国人算了”之类的话吗？李鸿章就说过，他明言过要放弃新疆给俄国人，以免白白消耗中国资源（海防塞防之争），若不是左宗棠力排众议，以高龄率军万里迢迢去远征新疆，把这片疆土从阿古柏手中拿回来，李鸿章卖国贼的骂名难道不是坐实了吗？
李鸿章好钱，也好名，养得一大堆清客帮闲，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市场帮他吹嘘，各种制造舆论，什么19世纪伟人啊，东方俾斯麦啊之类的话都弄出来了，可是实际上呢？“东方俾斯麦”这个称号就露怯了，俾斯麦就不大看得上李鸿章，他当面跟李鸿章说过，“有人说你是‘东方俾斯麦’，我自己却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
李鸿章虽然缺点多多，但是在晚清那一片黑暗的官场当中，也算是一个过得去的人物了——这只能说明晚清的中国有多么颓废、可怜，而不能说李鸿章多么伟大多么优秀，时人送他一个“裱糊匠”的绰号，已经是恰如其分了。
在那个中国最黑暗的时代，李鸿章自然身上也免不了沾上一些属于时代的酸臭气，他只能做到比绝大多数人稍微好点——这是他的悲剧，当然也是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悲剧。现在流行翻案风，每一个被定了性的人物大家都喜欢玩玩翻案，毕竟这样有趣，而且可以摆出一副炫耀脸说“你居然还信教科书？”，可是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没有那么传奇，其中反倒是充满了悲怆和心酸。
华皇觉得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因为李鸿章抓住了当时保守官僚不愿意做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机会，后来几乎管理整个外交和军事，工业等现代化的部分，做到北洋大臣，外交是其首要任务，外国人自然熟悉他。
李鸿章除了头脑聪明，办事干练外，他了解外国人，看不起外国人，把外国人当作阴险小人，用聪明，算计，狡猾的手段去对付外国人，保护清朝利益，往往收到奇效。外国人对他既佩服又忌惮。保守迂腐的大臣，是做不了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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