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盛世，是指汉武帝时代，文学、史学、哲学、科技、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方面，在这一时期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汉武帝身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时代所产生的政治思想与规划，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20]
汉武帝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开启了中国文明富强的序幕。汉武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留下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
政治
人才辈出
西元前141年，16岁的汉景帝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在位54年，将中国历史带领到新的阶段。按照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语中的说法，汉武帝“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他的功业，其实是当时“海内”“俊茂”们共同创造的成果。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最后的赞语中写道，武帝时代是两汉时期中在识人用人方面最值得肯定的历史时期：“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当时的“儒雅”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之士如石建、石庆，“质直”之士如汲黯、卜式，“推贤”之士如韩安国、郑当时，“定令”时士如赵禹、张汤，“文章”之士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之士如东方朔、枚皋，“应对”之士如严助、朱买臣，“历数”之士如唐都、洛下闳，“协律”之士如李延年，“运筹”之士如桑弘羊，“奉使”之士如张骞、苏武，“将率”之士如卫青、霍去病，“受遗”之士如霍光、金日磾等，都在历史上留有盛名。而其他族繁不及备载的，如“飞将军”李广等其他人才，更加体现出汉武帝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班固总结说：“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他认为汉武帝时代的“功业”“制度”之所以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正是由于汉武帝身边聚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
汉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相当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潜在威胁还不小。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削弱汉初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监察制度等。汉武帝还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设刺史、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3][4]
名臣名将
大司马大将军：卫青、霍光
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
丞相：卫绾、窦婴、许昌、田蚡、薛泽、公孙弘、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田千秋
太尉：田蚡
御史大夫：庄青翟、韩安国、公孙弘、张汤、石庆、卜式、儿宽、杜周、桑弘羊
列将军：霍去病、金日磾、上官桀
奉常太常：王臧、孔臧、韩延年
郎中令：王臧、李广、李敢卫尉：李广、韩安国、张骞、路博得
太仆：灌夫、公孙贺、公孙敬声
廷尉：张汤、赵禹、杜周、郭居
太行令大鸿胪：王恢、李息、张骞、田千秋
宗正大农令：韩安国、郑当时、刘受、颜异、桑弘羊
中尉少府执金吾：韩安国、赵禹、李息、王温舒尹齐、颜异、桑弘羊都尉：汲黯、朱买臣、江充
内史：石庆、郑当时、公孙弘、汲黯、儿宽、减宣
其他：东方朔、主父偃、司马迁、苏武、董仲舒、司马相如[6]
巩固集权
汉武帝即位后，经过文景两朝的“众建诸侯”与平定七国之乱后，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大为降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武帝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国家，于是持续推动专制的中央集权，又进行了各方面的努力。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户口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确定这些侯国的名号。于是使诸侯王多以分户邑封子孙，致使王国里不断分出若干由郡统辖的小侯，一时诸王的子孙都得以成为列侯。另一方面，对于一直渴望削弱地方诸侯势力的王朝中枢来说，收到“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中央政府不必刻意打击，各个诸侯国已经在实际上自行解体。
谋反的事件。汉武帝利用此案，在元狩元年（前122年）下令尽捕他们的宾客党羽，牵连致死的多达数万人。汉武帝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规定王国职官为“左官”，宣示其等级低下，表明歧视之意，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压抑诸侯王属下官吏的地位，严惩服务于诸侯王的犯罪官吏。并且严格限制士人和诸侯交游，又严禁朝臣外附诸侯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此后，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此后，诸侯王宗族中支脉疏远的人，逐渐与一般人民没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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