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西汉文化建设，是在汉武帝时代取得重大突破。例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继周代之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赞美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多次挑起战争，割据地方的分裂势力完全被平定。秦隶终于成为西汉帝国所通用，完成文字上的统一，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中国文化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发挥的宽阔舞台，诱使他们充份表现自己的文化才干。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当时许多身分低下者受到提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使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备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盛况。
学术
汉初政治结构相继以“功臣”为行政主体和以“功臣子弟”为行政主体两种形态。在汉武帝主持下，又开始了向以“贤臣”和“能臣”为行政主体的历史转变。而以董仲舒、公孙弘为首的儒学之士纷纷进入执政集团上层，正顺应了这一历史转变的趋势。
在这一时期，中国以大一统为基本形式的高度集权专制政治体制得以成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得以基本形成，以儒学作为思想定式的制度也开始出现，不但确立儒学在百家之学的主导地位，更延续两千多年。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聘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结束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肯定“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从而为中华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教育
汉武帝元朔五年，创建太学，是接当时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可以使国家得到未来的人才。所谓“养天下之士”，体现出太学在当时有为国家培育人才和储备人才的作用。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元帝增加到一千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曾经兴建校舍“万区”。
太学的成立，助长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成为重要的推手，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转变，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机会，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才，也有机会到朝廷做官。
思想
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大力推行儒学，在长安设太学。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正统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也有弊端，就是不利于思想多元化的发展。
外交
发动战争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李广、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5]
出使西域
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战争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着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开拓疆域
汉武帝时期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东并卫满朝鲜置汉四郡，南灭百越开疆万里，北破匈奴收复河套置五原郡、朔方郡，攻占河西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修建外长城居延塞、光禄塞将边境推向戈壁沙漠，西征大宛使西域诸国臣服，自此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
外交
发动战争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李广、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出使西域
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战争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着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开拓疆域
汉武帝时期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东并卫满朝鲜置汉四郡，南灭百越开疆万里，北破匈奴收复河套置五原郡、朔方郡，攻占河西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修建外长城居延塞、光禄塞将边境推向戈壁沙漠，西征大宛使西域诸国臣服，自此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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