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厚照看来，既然做官嫌累可以辞去，各大学与高等学堂有的是愿意累且获得不错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读书人，多少人辞官，他就能让朝廷招多少人进来。
当然绝大部分官员还是不愿意辞的，最多就是埋怨一下。
朱厚照也不怕这些官员们埋怨，他相信这些官员们的埋怨也没法掀起大浪，而且他还扩增着官员数量，许多底层官吏与新式学校的学生被补进了官员体系，使得整个南直隶和浙江的官员数量激增，这些新进的官员都很积极，也很感激朱厚照能给他们做官的机会。
除此之外，朱厚照还修订了考成法，增加了晋升规则，表示大明从此以后官吏都有机会成为位列朝堂，成为公卿，甚至裂土封侯，而且要求公卿必须有底层尤其是州县从政经验，使得新进的官员也都很有拼搏的劲头，都希冀着自己将来能够位列公卿。
当然，这些新进官员不知道的是，与他一起进入大明官僚集团的有数万乃至数十万人之多，要想从九品官员晋升到正一品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人能做到。
无论如何，朱厚照让王守仁等官员这么做是有积极意义的。
如此时的南直隶便有了商务厅，专门负责管理南直隶的商贸，还有农业厅，专门管理南直隶的农业，行政管理的深度与广度明显大于以前。
以前的大明官府能发挥的作用比较小，官员数量少，导致地方势力与宗族势力有了抵抗朝廷的环境，而现在即便是百姓卫生问题也会有专门的官衙负责。
而一些新出现的市镇也被设为新县，设立官府，使得这些市镇不再是无官府管理状态。
而这也带来了官员数量大量增加，朝廷财政支出加大，朱厚照这倒不担心，增加官员数量和因此带来的公职人员俸禄支出增加也是增加公共事业投入的结果。
要想江南的公共管理更好更全面，增加公共事业投入是在所难免的。
至于将来，这些官员为了保障自己的收入与待遇，会不会主动要求增加商税征收也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官员数量大量增加，考虑到行政效率的问题，在权力分配上也发生了改变，南直隶与浙江两省地方四品及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各省会选，会选方式是成立省委和省常委，各省知府与省机关各厅堂官即参议与各省参政与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组成常委，由其会选出四品与四品以上官员，然后由组织厅任命。
这种中下层官员任命权本来是掌握在吏部手里的，吏部直接铨叙任命中下层官员。
南直隶和浙江的中下层官员更是直接由南京吏部负责。
而如今，朱厚照与王守仁这么做，等于剥夺了南京吏部的这个权力，准确地说，是剥夺了南京文选司郎中的这个权利。
这并不意外，大明很多时候的政治运转就掌握在这些四品以下的小官手里。
给事中、御史、吏部文选司与兵部武选司这些官员都是掌大权的小官，当然也容易变成巨贪。
如今，朱厚照和王守仁把这个权利直接给地方，自然是在制度上尽量避免这些小官巨贪出现，同时也避免这些在京小官不知地方实情而胡乱任命。
让地方主要官员会选算是在官员内部搞推选，与朝廷廷推模式一样，这样可以选出尽可能合理和平衡化的官员，也避免一个文选司郎中就可以通过控制天下官吏任命而操纵整个天下，甚至带领整个文官集团与皇帝对抗。
改成目前这样，就算还有掌控人事任免的官员要操纵政局也只能是操纵一个省。
当然，名义上天下所有官吏都是皇帝任免的。
不过，现实上是不可能的，地理因素与个人精力有限的因素，朱厚照必须把权力下放，而如何下放是需要考虑的，如今这种把权力不下放的一个人手里自然是更为科学的。
但这样一来，也变相地增加了地方自治权。
不过，朱厚照看过钱穆的《中国古代政治得失》，他记得按照钱穆的观点，地方自治权加大一定程度的加大是利于民生的，中国古代是一个中央不断集权地方自治权不断缩水的过程，造成中国古代越来越趋于内敛保守和不顾地方民生。
如汉唐地方刺史权力便很大，甚至几同于诸侯，宋时是中央派遣专员负责地方事务，如今大明是巡抚巡按等京官管理地方，而且逐渐由临时派遣变成长期驻守地方，清朝更不用说，巡抚上面还有个总督。
朱厚照不知道增加地方自治权是好还是坏，但在南直隶和浙江试点，他也只能先试试。
毕竟南直隶与浙江的政治经济比较特殊，百姓受教育程度高，或许真的需要有一定自主性才能使其做出一些更加合理和开放乃至先进的政策，也许一些近代化的政令由中央朝廷颁布不一定适用于全国甚至会导致大乱，但南直隶与浙江自己实施会好一点。
比如，伍文定便开始在南直隶实行起征税只征银元的制度来，这在南直隶实施很符合百姓利益需求，毕竟南直隶的百姓都不怎么种田，主要是务工经商，而且兑换银元也方便，自然更适合缴纳银元而不适合缴纳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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