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朕看你在奏疏里面只提到将宁夏巡抚调任总督山西、宣大军务，还有就是调任刘成为大同总兵，提督山西、宣大诸路，这两件事情朕已经面谕户、吏二部尚书，让他们依照先生你的意思办理了？”
杨嗣昌心知崇祯让自己以兵部尚书出任首辅，其目的无非是解决与后金的战事，他之所以在奏疏里面只是要求将刘成和吕伯奇这一对军政搭档调到山西来，而对方略的详细内容一字不提，是因为他的计划（即刘成提出的那个）实在是太过骇人听闻，如果通过奏疏的话，至少要经过司礼监和内阁两道关卡，隔墙有耳一旦显露出去，弄得满朝风雨，那肯定就不成了。还不如在这种单独召对的情况下透透口风，看看崇祯的意思再做主张为上。想到这里，杨嗣昌站起身来，沉声道：“臣以庸才，荷蒙知遇，受恩深重，只有鞠躬尽瘁以报圣上，只是天下事难有两全，军国之事为保机密，难使朝廷尽知，不免蜚语横生，朝议纷然，掣臣之肘。今日臣向陛下倾吐，恳请陛下感臣一片赤诚之心，遇朝议纷纷时为臣做主，使臣得以效犬马之劳，克尽全功！”
“先生放心！”崇祯笑道：“本朝士大夫习气，朕知之甚多，你我君臣之间坦荡，又何惧朝议？”
“多谢陛下信重！”杨嗣昌跪下磕了个头，起身道：“兵法云‘兵贵胜，不贵久’。‘夫兵久而国有利者，未之有也’，然东虏自万历年间起事，至今已有近二十年，东联朝鲜、西和蒙古诸部，其羽翼已成。以今日形势，欲速胜只恐不易。以微臣所见，须得先厚植根本，然后方可言进兵，将东虏剿灭！”
“先生所言甚是，只是如何方能厚植根本呢！”崇祯对王承恩道：“赐杨先生坐，坐下说话！”
“奴才遵旨！”王承恩跪下磕了个头，自己从一旁取了一副软垫来，放在杨嗣昌身旁，杨嗣昌躬身谢了坐下道：“臣以为有四：议和、加税、练兵、建军机处！”
“请先生细说！”
“是，陛下！”杨嗣昌轻咳了一声道：“臣此番出京前往山西督师，官军将骄兵惰，且畏虏如虎，虏骑视官军如无物。臣在大同城中，胡笳之声不绝于耳，若无宁夏总兵刘成遣兵东至，连破虏兵，形势几不可收拾，这等兵将岂能破虏？是以臣请陛下将吕巡抚和刘总兵调到山西来，便是想借用他们二人的才略，裁汰老弱骄惰之辈，整肃纪律，让其不敢视主帅于无物，国法为儿戏，然后方可以显朝廷威重，振疲弱之士气，方能用之！”
“嗯！先生所言甚是，只是为何又要议和呢？”
“陛下，此番虏酋皇太极西来，除了破边劫掠之外，还有一个目的便是为了联合蒙古诸部，以其为羽翼。其自称为博格达.彻辰汗，分立各部，退兵后还留下岳托筑城自守，统领各部。臣领兵破城，生擒岳托，为的就是断虏酋一臂。如今之计，须得怀柔蒙古诸部，然东虏兵强，极威之下，蒙古诸部咸惧之。因此我打算遣人于东虏议和，以宽蒙人之心！”
“那皇太极若是拒绝议和呢？”
“陛下，岳托身份贵重，与其父代善分领两红旗，代善还是四大贝勒之一，皇太极之兄。若是皇太极拒绝议和，其父代善与两红旗必然对皇太极有怨，我等不费一兵一卒便能离间群虏，岂不是一桩美事？”
“不错！”崇祯听到这里，拊掌笑道：“先生此计甚妙！那军机处乃是何物，朕怎得从未听过？”
“禀告陛下，历代并无此官职，乃是臣生造出来的！”
“原来如此！”崇祯笑道：“难怪朕未曾耳闻，那为何先生要造出此官呢？”
“陛下以臣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实乃臣的大幸。只是军机之事，瞬息万变，又不得外泄。辅臣虽然位高，然身居宫外，身无僚属，掣肘之处极多，无法专心兵事，是以臣以为应当建一机构，位处宫中，有事便可随时面见圣上；可开府建制，征辟僚属，专心兵事，方可收事倍功半知之效。”
杨嗣昌此番话完，崇祯并没有像先前那样立即表示赞同，脸色阴沉，像是在思忖些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方才问道：“杨先生，你的意思是这军机处不受谏官辖制，征辟僚属，自成一体？”
“正是！”
“那事权何在？财源何来？”
“事权当以一重臣为之，以新税供给！”
崇祯思忖良久，最后方才答道：“先生此事干系甚大，容朕三思！”
“是，陛下！“杨嗣昌低下头去，崇祯的反应倒也在他的意料之中，古今中外的****政体，之所以能以一人而能控制数以十万，百万人组成的官僚机构，其秘诀就是分权与制衡，即将权力划分为决定权、执行权、监察权等多个部分，然后由不同的部门相互监督，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确保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否则以天子一人就算每天不吃不睡，也不可能掌握管理偌大一个国家。因此对于崇祯来说，分权与制衡已经是融入他血液里的理念了，杨嗣昌提出建立军机处，其有独立的人事权、执行权，御史又无法监督（可以以军事机密为由拒绝透露，自然无法监督），虽然最后的决定权是在崇祯自己手中，可问题是由于信息获取和指挥能力的缺陷，实际上崇祯能够做的并不多。如果崇祯答应杨嗣昌的要求，就等于破坏祖制，让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怪物出笼了，也难怪崇祯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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