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一个举荐人都能做到周礼说的那种举贤与能，那真就天下大同了。
人有人性、因而偏颇自私很合理。
只能说举荐制度给了权力者更多操作空间和供腐败滋生的土壤，所以他没有科举制度更合理、更适合中国这个国家。
既然人会腐败做坏事，那就把惩处机制跟到位也就好了。
故而自有科举之后，历朝历代对科举舞弊案的惩处是极其严峻甚至是残酷的。
轻则流放杀头、重辄瓜蔓抄家、凌迟千刀。
明朝南北榜案，洪武三十年的状元陈安便是被怀疑舞弊车裂而死，一众当年的科举主官刘三吾、张信等大臣一同坐罪而死。
为了保障科举这个制度的良性以及存续，唐、宋、元、明包括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但这些朝代又为什么会亡呢。
既然科举制度那么好，国家怎么还会灭亡。
这就涉及到了科举制度的基础。
科举的本质是考试，那么既然是考试就要有考题，有考题就需要有出处。
出处选哪些书、什么内容就成了影响科举选拔官员能力的核心。
唐代设明经科、进士科，考得内容涉及五十多本古典名着，含括了《周礼》、《春秋》、《公羊传》、《周易》等所有知识学科。
宋代考《诗》、《礼》；元代考《程朱理学》；明清考八股文。
这就是科举制度的核心考录内容。
那么这些朝代最终走向灭亡的原因就找出来了。
既然核心的制度是没有问题的，原因有且只能出在这些考题上。
《周礼》传世缔造周王朝八百年江山，为什么到了后世的朝代来学习，并补充了如此多佐助的学科，朝代的寿命却反而变短了呢。
涉及中国王朝的发展与毁灭，有大量的观点和讨论，包括政治内卷论及三百年死局。
还有的相关论证是从经济角度出发。
这些论证都有理有据，说的非常好。
把这些论证综合起来，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政权政治的崩塌继而引发一系列直至整个国家的毁灭。
换而言之说的直白易于理解点，那就咱们大胆来做个假设。
如果当时这些的官员也懂得什么叫政治内卷、经济内卷，懂得什么叫政权政治、经济政治、国家和民族政治，有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推动朝代和时代进步发展的能力，朝廷有推动国家发展的合格机制，那么这个国家还会灭亡吗？
会不会万世不易、永恒存续。
这是个假设，可以慢慢讨论这里不急。
说回正题，还是科举制度为什么选不出具备这种能力的官员，继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弊政，导致国家积重难返走向灭亡。
那么答案就呼之欲出了，科举考的内容，不足以让古人具有后现代人的眼界，他们跳不出本身存在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做不到盘外看棋。
老祖宗留下的都是华夏民族的瑰宝，是华夏文明得以存续传承五千年的大功臣，即使到后世，我们为谋求发展进步做出的规划中，依然存在《周礼》的影子，这是事实。
同样我们也要正视一点，那就是时代确确实实是在发展的，人不能妄图去改变时代，更不能去开历史的倒车，而应该去顺应时代的发展，努力学习和强化自己来跟上时代的脚步、历史的车轮，这才是正确的行为。
唐宋元明清的科举都在考几千年前的古书，问题是不是就出现了。
通过科举出来的官，其本身的思想和为官后的行为，自然会受到这些古书典籍的影响，那么他们就很难接受新鲜的事务，很难正确及时的发现时代在不经意中的改变。
无法发现问题就不存在处理问题的机制，问题越存越多，国家积重难返何以不亡。
官员出了问题、政权就出了问题，继而政治出现大问题。
最后改朝换代，留下一句三百年之死局。
大楚已经建立起来了，意味着在华夏文明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一个叫大楚的国家或者说朝代。
同样，大楚就不可避免的要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
国家的根本在政治、政治的根本在政权、政权的根本在官员、官员的根本在选官、选官的根本在科举现在被骆永胜改名叫国考，那国考的根本就在于考什么！
《楚典》未必是一本多么优秀的书，起码就骆永胜自己来看，带着魏禀坤乃至一众江西的士子来看，其有很多比不上先贤精神的地方，但楚典更现实，更贴合眼下的大楚。
“我大楚需要如何快速的发展和富强起来，那么《楚典》的内容就必须要贴切国家的需求，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国家需要的官员，而有了国家需要的官员，咱们的国家才能变得更强大，继而更快的实现国家定下来的目标。
等到将来定下新目标、有了新需要，《楚典》就要改动，然后再考录新的官员，所以《楚典》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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