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南宫玉的困惑，张启功很是不屑：“我等又非墨家子弟。”
是的，法家子弟，可不像墨家子弟那样墨守成规，不夸张地说，十个法家子弟，九个胆大包天，他们既制定规则，但有时也为了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倒不是破坏规则，而是寻找规则中的漏洞，借此打压政敌或者敌人。
法家子弟，可是诸子百家中最具“攻击性”的。
数日后，待等张启功与南宫玉抵达了大梁之后，率先前往了大梁学宫，会见小说家的领袖周初，要求周初在新一刊的《轶谈》中，将韩国「私铸铜币」一事告知天下，进一步做坏韩国的信誉。
小说家的领袖周初当然不会违背张启功这位天策府右都尉的意愿，相反地，他很是雀跃于他小说家居然有幸参与国与国之间的尔虞我诈——这简直就是说梦也想象不到的事啊！
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小说家领袖周初亲自执笔，通过巧妙的构思，立刻就着成了一篇文章，借一则虚构的故事影射韩国「在贸易利益失去平衡后、私下增铸钱币」的无耻举动，矛头直指韩王然与韩国的丞相申不骇。
之所以要加上韩国的丞相申不骇，只因为张启功知道申不骇乃是他法家的前辈，他认为，这个人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到他的计策，搞不好，「增铸铜币」还就真是申不骇教韩王然的。
因此张启功认为，申不骇必须率先铲除。
很快地，新一刊的《轶谈》便迅速出炉，非但在国内大卖特卖，亦传到了天下各国，而其中那片夹杂了魏国私货的文章，自然也就出现在世人的眼前，使世俗对韩国这种举动，大为指责。
这也难怪，毕竟韩国这次的行为，确实失当：倘若韩国可以肆意增铸铜币，谁还愿意到这个国家做生意呢？
要命的是，在周初的这篇故事中，张启功还亲自下场，引经据典，列举了「滥铸铜币」对国家的种种危害，并且将近些年来魏国经济萧条的罪名，全部扣在韩国丞相申不骇的头上，强调指出：韩国的经济萧条，只是因为朝廷滥铸铜币，窃取臣民的利益。
事实上，这只是张启功信口开河而已，毕竟韩国近些年来的经济萧条，只是因为他们打输了三场关键性战争，毫无战争红利弥补损耗，且战败之后，每年还要赔偿大笔的钱款给魏国，这才导致韩国‘越来越穷’。
然而，韩国的平民却不知这一些，因为，当张启功的这一番论调被传到韩国时，立刻就在韩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大量无知的韩国平民‘幡然醒悟’：近几年我等过得如此艰难，原来是因为朝廷在不断地铸造钱币，夺取本该属于我们的利益。
就连贵族当中，亦有不少人借此事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跟魏国商贾的战争中，韩国的贵族与商贾们损失惨重，可没想到，此前明明需要他们捐献财物来资助的朝廷，却通过「增铸铜币」充盈了国库。
这简直岂有此理！
一想到当初韩王然耍弄权谋，限制了他们私铸钱币的特权，韩国的大贵族们就感觉心里有点不平衡。
面对着国内国外的纷纷指责，韩国的老丞相申不骇怅然长叹。
他很清楚，肯定是魏国的法家子弟在攻歼他，企图借这件事，将其铲除，毕竟只有他法家子弟，才能写得那样透彻。
“看来，二者只能存其一了……”
在长叹之后，申不骇亲自来到王宫，向韩王然请辞丞相之位，并希望韩王然重惩自己，以平民怨，否则，以目前‘民怨载道’的国情，他韩国无力抵挡魏国在各个方面的攻势。
对于老丞相申不骇的自罢，韩王然当然不肯，毕竟一来「增铸铜币」之策并非申不骇所献，而是他韩然自己想出来了，二来，这明显是魏国企图铲除申不骇的奸计。
但奈何国内民怨颇大，权衡利弊，韩王然最终还是违心地接受了申不骇的建议，罢免了后者的丞相之位，由申不骇举荐的廷尉张开地接掌了丞相之位。
然而，即便韩国朝廷做出了这样的判决，但依旧无法平息国内的怨愤——其实主要原因，就在于张启功手底下的人，仍在不遗余力抹黑申不骇，企图将后者置于死地。
在纷纷骂声之中，申不骇将继承自己丞相之位的张开地请来府上，嘱咐他种种事宜。
能得到申不骇的赞赏，张开地绝非庸才，一眼就看出申不骇准备自尽保全韩王然的名声，连忙劝说。
申不骇摆摆手说道：“老夫今年已七十又六，纵使死去亦无甚可惜，况且，老夫近些年来愈发感觉精力已大不如前，若我这把老骨头，倘若一死能平息民怨，保全大王的声誉，何惜之有？……只是遗憾，见不到我大韩挫败魏国的那一日。”
张开地还想再劝，奈何申不骇主意已决。
当晚，申不骇在其府上饮下毒酒自尽，做出‘畏罪自杀’的样子，包揽了一切的罪名。
得悉此事后，韩王然默然不语，最终，迫于为大局考虑，兼之申不骇死前的嘱托，将「朝廷私铸铜币」的罪行，通通推到了申不骇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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