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汨罗江防御战开启后，薛姓上将才惊讶的发现，这次日军投入的兵力真的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前线发现的日军番号，竟然有9个师团之多。
除了日军，中方并不知道，日军大本营为了这次湘桂作战，光是步兵，就投入了150个大队，这甚至比1938年江夏会战时的140个步兵大队还多了10个。
为了确保湘桂之战一战成功，日军大本营还专门派岛贯武志大佐接任第11军的参谋次长。
这是因为日军很少打欧洲战场上那种交战双方动辄投入百万兵力级别的大会战，懂得大兵团作战战术的军官很少，而这个空降第11军担任参谋部二把手的岛贯武志大佐却是日军中为数不多懂这类战术的指挥官。
如果你以为区区一个大佐而已，如何能体现出日本大本营对于此战的重视，那你还真是太过于小看这个岛贯武志了。
首先，日军的将领军衔不像中国有五级，从特级上将、一级上将到二级上将再到中将、少将，仅仅只有大将、中将、少将三级，大佐在日军军队序列中其实就已经半只脚踏入将领阶层，放在西方军衔体系中，就是标准的准将，已经是高级军官了。
其次，这次‘一号作战’计划，其实就是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和大本营高级参谋的岛贯武志带着一众中佐、少佐参谋们给捣鼓出来的，他们制定的战术，别看田俊六这种派遣军大将司令官在中国吆五喝六的是个人物，只要大本营签署同意，这帮佐官制定的战术，他也只能乖乖按计划书照做。
而在1942年，岛贯武志就由日本大本营派遣去欧洲战场学习考察日耳曼帝国和毛熊、日不落帝国作战经验，并还给在东欧战场上的日耳曼军当过随军高级参谋，很擅长大包围战、大歼灭战的理论研究和图上作业。
总之，日本大本营这次是给横山勇派了个很靠谱的智囊。
而这位在4月上旬刚刚到任，就展现出了他极为不俗的能力以及强硬的个性。
日军大本营原本制定的湘桂作战原则是‘速战速决’，第一步，快速拿下潭州、衡阳；第二步，攻克桂林、柳州，沿途摧毁中方和米方的重要机场，而后与抵达的中方主力进行决战。
总兵力高达25万的日军，有机会和超过50万的中方主力好好较量一番，若是胜利，则可以借着这场胜利给全岛军民狠狠打上一针鸡血，以利于和盟军在太平洋以及东南亚战场上的持续鏖战。
是的，对于‘一号作战’计划来说，打通大陆交通线只是战略目标之一，那只是军事战略目的。
而最重要的，是连续失利之下，不管是天皇还是日本大本营，都急需一场胜利来向全体国民证明，大日本帝国不是日耳曼，在远东地区还有独立作战并获得胜利的能力。
是的，对于已经日薄西山的日本帝国来说，一场会战的胜利已经是弥足珍贵，唯有如此才能从国内征得更多的青年加入军队，而后再将其投入到战火中，成为延续战争的养料。
自负至极的薛姓上将只看到了‘日薄西山’，却未曾想到兔子急了尚且会咬人，何况是已经将百年辛苦积攒下的老本都放上赌桌的红眼赌徒呢！
而抵达中国的岛贯武志和横山勇见面后，经过实地考察以及横山勇提供的第9战区中方将领个性、作战特点等情报分析再和横山勇一起对大本营原定方案进行反复推演后认为：
这次帝国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潭州虽然坚固，但不足为虑；相反，沿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进攻主线两侧的中国军队更应该重视，西面的第六战区在去年的常德会战中损失惨重，无须过虑；东面的第9战区在湘江两翼的侧击、伏击、尾击，才是决定此次会战胜负的关键。
两人共同判断，中方由于准备不足，很难在第四次潭州攻防战中就对帝国大军展开侧击，极有可能等到帝国大军进攻湘南的衡阳时才会展开。
因此两人决定，不按照大本营制定的‘速战速决，先攻柳桂，再行决战’的战略战术，而是以重兵围攻衡阳的同时，再以这个中国目前最大的后方工商业基地为诱饵，吸引中方第9战区的其他部队来此低决战，力图在这个阶段的运动战中尽可能的多歼灭中方主力。
当11军将这个决定上报给派遣军司令部，已经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都前移到江夏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都不敢做主，而是上报至大本营，结果日本大本营竟然批准同意了。
在大战来临之前，中日双方大将做出了完全截然相反的选择，一个将自己最可靠的智囊彻底架空并发配，而另一个却是极度信任，甚至是在近乎‘戴罪立功’的身份背景下，向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提出修改既定战略战术的意见，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难得的智慧和勇气。
不同的选择，已经决定了第四次潭州会战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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