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北京话，其实论发音，已经比较接近现代京剧的念白，在松江熟悉徽州商人说话和昆曲发音的郑海珠，此前去兵部领敕命，听张铨下属们说话时并不吃力。
但说书先生又不同，市井中人，夹杂了诸多北地俚语，外来人辨别起来，自然费力些。
郑海珠听出头绪后，不免有些吃惊，向边上一桌问道：“大哥，先生说的是传国玉玺？”
那被问的食客长衫整洁，腰间一块刻着姓氏的牌子，应是码头货行的牙人。
这一行用后世的话说，个个都是社交牛人，再遇上礼貌问事的小妇人，顿时滔滔不绝起来，讲得比说书先生还卖力，将传国玉玺当年被太祖从蒙古人手里夺回来、建文帝靖难之役中带着远遁、如今又出现在中原大地，囫囵着说了一遍。
郑海珠对什么玉玺一出、蝗虫避退之类的瞎扯毫无兴趣，只是纳闷，靖难之役都过去多少年了，怎么又忽然成了说书的题材。
在松江，士子们虽也会议论当年建文帝削藩的对错，但并不涉及玉玺再现这种神叨叨的消息。
民间传播造神之讯，如后世的舆情，多数是有人授意。
前头说书先生收了尾，匆匆去赶下一个场子。郑海珠便将另一桩疑惑拿出来，请教牙人，京南怎地忽然水稻丰收的景象。
牙人脑袋灵光，一听就笑道：“大姐上回来，是两年前吧？去岁初，朝廷让左御史管咱京郊的农事。他是南方人，懂水稻，把这个渠塘那个闸坝的修建起来，还免两税、发耕牛，从河北招人来种地。”
“左御史？”郑海珠心道，应该就是左光斗。
算算时间，不是他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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