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听见门外面有自行车叮叮当当的响动。父亲平素是不回家吃午饭的，正纳闷的工夫，父亲风风火火地闯进屋来，气喘嘘嘘地把母亲拉到一边，在母亲耳边嘀咕了几句，母亲先是一愣，接着就垂下了眼睫毛。
父亲一阵风似地推门走了，自行车声也渐行渐远。
钟山继续吃饭。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忽听门外有人高声喊：“是钟树林家吗？”
母亲应声走出门去。领进来的，是两个穿公安制服的男人，戴着威严的大盖帽，板着冷若冰霜的脸孔，不像是对待革命同志的态度。钟山第一个想到的是父亲犯了啥错误，公安是来抓他的，心就怦怦怦地加快了跳动，馒头含在口里半天忘了下咽。
“你丈夫昨天晚上是在家里睡的吗？”“睡”字故意咬得很重，母亲不由自主地微微哆嗦了一下，慢慢地点了点头。
“要实事求是，你的回答将作为证据，不可以向组织扯谎。”公安说话的语气还是重重的，字字都像锤子，砸得钟山的心一下一下地直颤。
“回来啦！”母亲回话的声音出奇地大。
钟山知道母亲在说谎，他没想到母亲能把谎言说得这样理直气壮从容不迫，母亲常常教育他好孩子是不应该撒谎的，小时候常拿“狼来了”的故事吓唬他。若干年后，他常常想，母亲当时是忍着怎样的屈辱和愤懑，或者还有惊恐和慌张，才说出这三个字的呢？！
昨晚半夜，邹静之的丈夫马洪光下班回家，他像往日一样打开房门，拉亮电灯，见床铺空荡荡的，没有妻子的踪影，感到很是奇怪。生活打破了规律，他一时难以入睡，就用眼睛胡乱地在屋子里四处寻觅，忽然看见炕柜上一把银色的小钥匙，他知道那是妻子用来锁自己小木匣的钥匙，他也知道木匣里装的是妻子的日记，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调，妻子不愿意让他看，他也懒得费那般心思。今晚穷极无聊，他鬼使神差地忽然来了好奇心，用小钥匙打开匣子，拿起最上边那本红塑料皮日记本。他一页一页地翻看日记，有的字词看不太懂。里面记录着他们经师傅介绍相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她说他看起来老实本分，或许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他禁不住咧开嘴乐了。很快他们你来我往，就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这些他都知道，只是感到事情没有她描写得那么曲折复杂。她对婚姻有着美好期待，她说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一定会碰撞出耀眼的革命火花。他看到这里，身体有些燥热起来。后来，她就开始一点点对他感到不满，说他浑身挺肮脏，还没多少文化，是个粗鲁不堪的男人，半夜三更回来就想着那么点事，弄得人烦死了，她对自己的错误选择感到后悔，一篇篇都是，故事情节不一样，情绪却是一样的。他看着看着，心里开始烦燥起来。再往后翻，这个红脸堂的工人大哥腾地燃起了愤怒之火，有十几篇，都是写她到文化局工作后，像笼子中的小鸟飞进了森林，文化局里正好有一个叫钟树林的副局长，日记中对这个钟副局长全是赞美的话语，说他人长得帅，又多才多艺，思想深邃，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令她百读不厌，还恬不知耻地说她宁愿做一只扑火的飞蛾，为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
发够火，马洪光还是倒头睡下，工作了大半宿，再加上方才的一通折腾，他早已经疲倦了。醒来时，阳光已经洒满了小屋，时针指向了10点，仍不见妻子回来。马洪光便怒气冲冲地来到派出所报案，带着那本记载着她那些不要脸的内心道白的日记。
派出所的警察有经验，向上级作了汇报，征得同意后，决定先不去文化局打草惊蛇，而是扫清外围，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钟树林昨晚的动向，他们觉得这次有可能抓住条大鱼。
钟树林的一个战友在公安局政治部任副主任，听了下面派出所的汇报，也顾不得是不是违反保密规定，只想着老战友的安危特别是名节，急急地把电话打进了钟树林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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