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虽然维持了大魏一亿贯的财赋收入，百姓付出的最少是好几倍的不该付出的负担，实在是杀鸡取卵，大魏的财政破产，就是因为这样的贪婪和短视！
秦王幕府完全取消了这些杂税，只是保留了海税捐，这是对海商的一种约束，也是双方的共有承诺，收海税保证海上的安全，海商交钱壮大水师，是双方都得益的好事情。
另外就是有牙行契税，这是正常的商业税，不管是工厂还是商行矿山，都要征收。
再有便是田宅契约，百姓交易房产，土地，需要到官府领契交税，这种是官府提供法律背书和服务，收税也是理所当然。
正赋也就是土地生丝捐税这是国赋也是照常收取，还有稻米等实物，这些都是减免了三成之后，照例由海运抵津海，送到三司府库，在北方还在抵挡东胡和平定流寇的特殊时期，就算是徐子先已经掌控南方，赶走的六品以上的官员都有好几百人，两府对现状只能默认，所要求的底线就是南方各路要正常输送国赋和各种杂项物资，对这一点，幕府也是一直有保证。
但所有人都想象不到，在取消了多如牛毛的杂税之后，幕府的收入不仅没有减少，也不是稳步增长，而是大幅度的增加！
其实也很简单，大魏虽然鼓励工商，但还是一直视农桑为国本，这是根本性的认知问题，短时间内难以逆转。
而徐子先却是知道，一旦打通海外商道，受益的绝不止是海商，相关的各行各业都会有大规模的发展。
在水师将蒲行风限制住，消灭了吕宋二盗，并且直接控制了倭国和吕宋，并影响到兰芳三佛齐和暹罗真腊等各国之后，大魏的产品出口量极速恢复，民间的经济总量爆炸式的发展，经济总量的增加，意味着赋税额
度总量的增加，加上对官吏的严格控制，财赋不入私门而均入国库，大幅度的税收增长就是理所应当之事，不增长才是怪事。
除了契税之外，幕府又在官道和各重要关卡加设厘捐税卡，一般的坐商就是交契约，行商加征厘捐，理由是府军将士征剿流寇，出师做战耗费极大，而剿灭流寇，土匪，也是为了行商安全，厘捐税卡所在之处，土匪流寇都被消灭的干干净净，也是为了保护商道，征收厘捐，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这当然是额外给商人加重了一些负担，但总是比搜刮细民百姓要强的多。
况且商人也相当乐意，就象当年徐子先在南安镇设卡收捐，只要保护了那一片区域的安全，剿灭江匪强盗，商人们宁愿交一些钱，也愿意从南安镇走，将货物存在南安仓库，这也是一样的道理。
南方诸路，交纳正赋之余，还有九千万贯的收益上缴幕府，而民间居然感觉日子越来越宽松，原本那沉重的枷锁被打开了，丢弃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上升，官府还在修补官道，义仓，义舍，义庄，慈幼局等福利机构也陆续有拨付款项，虽然在徐子先看来这只是最低层次的民生福利支出，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已经是天恩浩荡。
在此之前，他们被官员压迫，被如狼似虎的胥吏欺压，上交多如牛毛的杂税，一年的收入有最少七成被掠走，剩下的也就是勉强维持温饱。
也幸亏南方的工商发达，而且气候温润，若是如陕北河南那样，遭遇灾害，人口密度又大，恐怕南方也早就有大规模的民变和流寇起事了。
就算如此，当李开明在建州竖旗之时，也是短时间内有十万人汇集在他旗下，换了几十年前，这也是不可想象之事，百姓们宁愿流亡逃走，也绝不会委身附逆，成为造反的流贼。
对朝廷中枢来说，南方的事既不可想象，他们亦不知情，但大幅度增长的赋税就形成了眼前的这支庞大的舰队。
水师官兵暴涨到十万人以上的规模，舰队规模更是扩大增长了几十倍！从只有二十多艘二百吨位以上的主力舰，到兼并南洋水师涨到四十余艘，再兼并王直所部达到百艘，康家又提供了百艘，加上南洋诸国和大家族的造舰，还有在东藩和泉州，漳州的造船厂全力开工建造军舰，不到三年的时间，水师已经拥有三百吨以上的主力舰近四百艘，以前的那些百吨和二百余吨的福船，比如当年的中一号，还有福一号等舰船，已经全部改为了商船，不再被视为军舰，成为舰队的一部份了。
至于水师官兵，编制之初只是一个军的兵力，与颜奇刘旦一战时，冒险火攻，由此打出了水师的精气神。
幕府进入福州，徐子先开府为秦王时，水师也迅速膨胀，从一个军迅速到十多个军，征倭之役时水师已经有二十个军六万余人，经历了两年多与蒲行风所部的战事后，福建路和广东南路大量优秀的青年加入水师，南洋各国的移民子弟中的佼佼者也被大量吸纳入军，水师已经拥有四十多个军十二万余人，加上后勤工程辎重人员已经有十五万人，这个数字，也是当年大魏南洋水师极盛时的规模，徐子先用了短短五六年时间，将几乎完全毁灭不复存在的南洋水师，就这么硬生生的又再造了出来！
当这么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在远方的海平线上，可想而知，包括罗方仁在内的南洋诸国的汉人精英，首脑，家族的族长，长老们会有多激动和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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