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有些不安分了，希望他能认清自己，不要搞事情。
皇帝苏河看着两方人的争执。
现在是封建时代，他哪怕是严格反腐，派遣御史去地方巡查，也无法彻底清理贪官污吏。
他只能不断净化官场，绝不能出现像大明中晚期那样，贪官自豪，清官人人鄙视的局面。
海瑞那种清官表率，就应该官官敬仰，而不是唾骂。
皇帝苏河这次出巡了解到的情况，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官官相护的局面。
出现这种情况，他一点都不意外。
华夏的历史太长，官员的表现，都能在历史中找到原型。
只要利益足够大，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出现。
无论是当地督察院的官员，还是军人转职的文官。
他们都可能因为利益沆瀣一气，在地方形成一个封闭的小圈子。
皇帝苏河的想法，就是用军方打破地方的小圈子。
军方与地方，几乎没有共同的利益。
地方驻军的将领，成为当地的最高决策者之一，可以随时了解地方官府的情况。
这对地方官来说，就是极大的威慑。
军方代表一旦发现当地官府异常，他们就能通过军方这一条线，把异常情况汇报。
皇帝不会因为文官的阻挡，变成聋子和瞎子。
这种情况有利于，以皇帝为主的中央集权统治。
大华帝国又执行文武分治，地方官及其派系的领袖。
他们都没有能力，左右地方将领的任免。
军方武将与文官，因为利益分配等原因，他们又天然不和。
这等于随时派出一个不会背叛的御史，监督地方官。
只要不给军方将领掌控地方的权力，地方驻军也不会失控。
文官不甘心军方插手地方事物。
他们也会团结起来，斩断军方伸向地方的手。
朝廷执行曲天提出的政策，能一举多得。
皇帝苏河思虑片刻，道:“某些地方确实有山高皇帝远的迹象。
朝廷现在的能力，无法对地方的情况，做到实时掌控。
肯定会有地方关，侵害军方的利益。
地方官府增添一位军方的代表，这确实能有效避免，地方官涉及到军方利益时，出现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
内阁大臣李志升听到皇帝苏河这么说，他眼睛瞪的老大。
他准备带领部分官员，严词反对这项政策。
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
李志升刚想开口，他就听到皇帝苏河说出“但是”这个词。
一句话的末尾有“但是”，定然会迎来转折。
他准备仔细倾听皇帝苏河的意见，有针对性的反驳这个政策。
皇帝苏河支持军方的政策，但他话锋一转。
“但是文武分治，这是大华帝国的基本国策。
基本国策绝不允许动摇。
地方官府决策官员，可以增加军方的代表。
军方代表只列席会议，地方官府决策官员开会讨论地方正常事务，军方代表不参与表决。
他只对涉及到军方的工作，进行监督。
只有在讨论的内容，涉及到军方利益时，军方代表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会议的表决。
这是朕的意见，军方代表具体能做什么事，大都督府和内阁进行商议。”
皇帝苏河这句话一出，文官们本来担忧的神情缓解了很多。
皇帝苏河让他们提出限制，他们一定会以最严格的方式限制军方代表。
军方代表很难影响到地方的政策。
大华帝国刚建国之时，地方的巡抚、知府、知县权力很大。
地方的事情，他们基本能一言而决。
这有利于建国初期地方的稳定，但也造成了很多贪腐窝桉。
地方巡抚权力过大，导致山东黄河工程贪腐桉爆发。
朝廷趁机调整地方的权力架构。
省一级增加了布政使和参政，涉及到地方的重大决议，由巡抚召开会议，这些具有决策权力的官员，共同表决通过一项政策。
这项制度稳定运行，随后又在府一级增加数位府丞，县一级增加数位县丞，完善了地方的权力架构。
皇帝苏河支持曲天提出的政策。
文官看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他们又开始用各种办法限制军方代表的权利，力求把军方代表的权利限制到最低。
军方也互不相让，他们与文官争夺着军方代表的权利。
两方吵了很长时间，作为代表人物的曲天和李志升，脸都吵得通红，一副怒气冲顶的样子。
下属把事情搞得差不多，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底线。
能做决定的首相魏时鸣和大都督冯三秋，这才下场一锤定音。
他们三言两语，就把这件事情定下。
首相魏时鸣拿着他们商量好的规定，递给皇帝苏河。
“陛下，这是我们两方商量好的规定。”
皇帝苏河看向这份规定，内阁对军方代表在地方能做的事，做了极大的限制。
军方代表的权限不大，但他能作为一颗钉子，打进了密不透风的文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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