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伯禽之鲁，过了三年才报政于周公，周公问，为何如此迟缓？伯禽对曰，我变其俗，革其礼，故迟。”
“于是周公乃叹曰，呜呼！鲁之后世，将北面事齐矣！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他朝黑夫拱手道：“果然，后世数百年，齐强而鲁弱，究其原因，当始于太公与伯禽之政的不同，此所谓因俗而治也！”
“今郡守初至胶东，便欲变胶东故俗、言语，革其私学，为政繁琐，老朽恐怕，郡守将费时良久，而收效甚微啊，以此求治，无异于南辕北辙！”
黑夫明白了，浮丘伯虽然为了救众弟子性命而低头了，但心里面，依然是不服气，觉得黑夫的举措，是大错特错！
于是他一笑：“听浮丘伯之意，俗不可变？”
“然也！”
浮丘伯振振有词：“《王制》有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故圣人为国，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黑夫略微沉吟，忽反问道：”我听闻，荀子曾经入秦观政，浮丘伯可与之同行？”
“当时我在家服母丧，未曾入秦。”
浮丘伯的脸上，也不觉得未入秦是什么大的损失。
黑夫道：“那浮丘伯当知，荀子对秦的评价罢？”
浮丘伯当然记得，那是荀子从秦地回来不久后，与弟子们讨论，秦为何能够有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
当时，与他几乎同时入学的李斯起身：“夫子，秦的胜利，是因为其摒弃仁义，而能便宜行事，一切以强国强兵为先！”
荀子却训斥了李斯的见解，他认为，秦能够四世有胜，其缘由之一，便是民风朴厚。荀子赞扬了秦饶淳朴畏法，秦吏的恭俭忠信，士大夫的不比周、不朋党，朝廷的行政效率，还将秦治视为古代理想政治的典范，赞叹为“治之至也”。
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无儒”，能强国兴邦，征伐下，却难以持久。
虽然这与浮丘伯等齐鲁之人印象中的“虎狼之秦”截然不同，但毕竟是夫子之言，肯定有其道理，浮丘伯也不会不承认。
待他完后，黑夫却笑了起来：“浮丘伯可知，若荀子早入关中一百年，他见到的秦，却截然不同！”
“百多年前的秦人，无礼乐之学，却有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喜好私斗，常聚众为盗贼，不知律法为何物。”
“秦之官吏，大多是旧族子弟，勇武有余，文质不足，不少人，连自己姓名都不会写，如何治民？”
“秦之士大夫，也尸位素餐，结党营私，庶长旧族尾大不掉，几度弑君另立。”
“秦之朝廷，也是全下效率最低劣的，依然沿用秦穆公时的体制，对外屡战屡败，对内穷困潦倒！”
黑夫一条条数下来，又道：
“然而，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十年之后，秦民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一甲子后，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百年治强，遂一海内，统有下！”
言罢，黑夫朝浮丘伯一摊手：“浮丘伯，这便是秦国移风易俗的成效！”
浮丘伯憋了半，辩解道：“不然，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此乃败俗伤化……”
黑夫理解浮丘伯的看法，儒家认为，改变俗时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为了避免造成社会动荡，对各地形成的传统习惯应该予以尊重，不管好坏，都成了他们口职上古之制”的一部分。
但法家可不在乎这点，他们的视角，更注重国家整体的富强和战争的胜利！所以很喜欢用行政命令和法律条文，来推进移风易俗，改造社会。
归根结底，所谓的旧俗，也就是以“宗族”为单位的里闾组织和生产方式。变俗，意味着改变，必然会遭到抵制，但只有破坏了旧的风俗的习惯，新事物才能脱胎而出，从而推动整体的社会变革。
于是黑夫步步紧逼：“这叫败古之俗？按照浮丘伯的法，俗不可变，那么秦人喜欢私斗的风俗，喜欢聚众为盗贼的风俗，应该保留么？”
“与戎狄同俗，全家挤在狭窄屋子内同居，一起懒一起穷的风俗，应该被保留么？”
“不做出改变，积贫积弱，最终衰亡，便是一个国家注定的命运么？”
一时间，浮丘伯被黑夫质问得哑口无言，在秦国这活生生的成功例子下，移风易俗，似乎真的有极大的效用。
但老儒内心深处，依然无法接受，只能固执地道：
“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适用于秦的，不一定适用于齐……”
黑夫却笑了：“秦墨程商对我，墨子曾言，一同下。”
“博士叔孙通曾对我，孟子曾言：下定于一！”
“张苍又告诉我，荀子曾言：一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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