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控制纸券的发行量、调整承兑政策，苏宁无形中拥有了影响市场银根松紧、调节物价的能力。
这柄金融利剑，其威力远超任何行政命令。
当隆庆皇帝和户部官员们还在为每年的漕粮折银、太仓库银钱收支而焦头烂额时，一种全新的、他们或许尚未完全理解的金融体系，已经在“大明供销社”的掩护下，如同植物的根系般，深深扎入了帝国经济的土壤之中，悄然生长，蔓延四方。
苏宁不仅掌控了商品的流通，更开始编织一张覆盖整个大明、以信用为丝线的金融巨网。
这无声的变革，其影响之深远，将远超一场战争的胜负，一次朝堂的纷争。
……
隆庆四年的初春，冰雪消融，万物复苏。
北京城也因三年一度的“大计”（明代对官员的全面考核，外官每三年一考）而显得格外喧嚣。
来自各省的封疆大吏、方面大员齐聚京师，等待着决定他们仕途命运的最终评定。
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那位年仅三十出头，却已执掌江南膏腴之地三年的应天巡抚苏宁。
吏部衙门外车马辚辚，衙内则是一片肃穆。
考功司的堂官们埋首于堆积如山的文牍之中，其中关于苏宁的考评材料，足足装了好几大箱。
“诸位，这应天巡抚苏宁的考成，该如何定等？”主持此次外官大计的吏部左侍郎环视同僚，缓缓开口。
堂内顿时议论纷纷，意见截然两分。
一位郎中翻开由南京都察院和南京六部出具的“咨访”文书，朗声道：“苏抚台在任三年，政绩斐然，有目共睹！其一，赋税大增。江南各省，唯应天所在南直隶，商税、市税连年暴涨，去岁更创纪录，为国库贡献巨万，此乃‘富国’之功！”
另一位主事补充：“其二，民生安定。其推行‘供销社’之法，平抑物价，便利百姓，使‘米珠薪桂’之叹几近绝迹。招募工匠，开矿设厂，安置流民，市面繁荣，此乃‘安民’之绩！”
“其三，吏治肃然。”又一人接口，“苏抚台以‘清账司’旧法整顿吏治，劾罢贪墨、无能之官吏数十人，官场风气为之一清。且其自身清廉，人所共知，连当年贿赂都装箱送京，此等操守，堪为表率！”
然而，反对的声音同样尖锐。
一位给事中冷哼一声：“赋税大增？谁知其中有无盘剥商民、与民争利之处！那‘供销社’规模骇人，几有垄断之嫌，致使多少传统商行倒闭？此非政绩，实为隐患！”
另一御史也道：“开矿设厂，固然有利，然则聚集万千工匠，易生事端。且听闻其麾下多用亲信，那‘大明钱庄’更是蹊跷，以纸代银，扰乱金融，岂是守成之道？”
“不错，”有人附和，“其行事过于酷烈，不循常理，恐非国家之福。且年纪轻轻，骤登高位，已惹物议，若再评上等，恐助长其骄矜之气！”
一时间，吏部堂内争得不可开交。
苏宁的考成，已然超出了简单的政绩评判，牵动了朝中不同派系、不同理念的神经。
争议最终被摆在了内阁和隆庆帝的御案前。
次辅张居正看着双方争执的奏报，默然不语。
首辅徐阶看着双方争执的奏报，同样是默然不语。
作为苏宁的恩师兼岳祖父，他需要避嫌，但内心深处，他对这个孙女婿的作为是复杂且带有几分激赏的。
次辅张居正则相对超然，他仔细翻阅了户部提供的南直隶历年钱粮报表、刑部提供的南直隶治安状况汇总，最终在阁议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苏巡抚或许行事有别于常人，然其成效卓着，亦是事实。赋税、民生、吏治，考成法所重之三大端，其皆有上佳表现。若因循守旧而抑其功，恐寒天下实干任事者之心。”
真正让天平倾斜的，是那一系列冰冷而强大的数据，以及隆庆帝自己的判断。
御前会议上，隆庆帝听着双方的辩论，忽然问户部尚书：“刘爱卿，南直隶这三年，解送太仓库的银两，较前三任巡抚同期，增长几何？”
刘体乾出列，躬身答道：“回陛下，增长……逾一倍半。”
隆庆帝又问：“冯保，南京都察院可有关乎南直隶民变的奏报？”
冯保在一旁低声道：“皇爷，三年间，仅有两起小规模盐枭纠纷，不及他省十一。”
隆庆帝点了点头，不再多问。
他想起三年前那个将贿赂原箱送来的“愣头青”，想起这三年来江南稳定提供的巨额税银，想起市面流通的奏报中那句“民不知饥”的评价。
作为一个希望稳定、渴望财政宽裕的皇帝，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官员。
数日后，吏部门前的“大计榜”张贴而出。
无数双眼睛焦急地搜寻着，最终，在“上等”的名单最前列，看到了那个预料之中又似乎意料之外的名字——应天巡抚，苏宁！
“果然是上等！”
“啧啧，三年不到，便得此殊荣，圣眷正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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