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差和衙役有说有笑就走出人群，往村外走去，村头一棵大树下还栓着一头驴。
不多时，驴背上已经被绑着鸡鸭一类的家禽，那官差只是冲秦甲长拱拱手，就解开缰绳翻身上了驴背，骑着驴，嘴里哼着小调晃晃悠悠的走了。
就在这两天，应天府的百姓也开始议论纷纷，对于忽然又被推出的“一条鞭法”指指点点。
大部分有地有户的百姓当然是支持这条税法的，因为实行此法后他们虽然负担会稍微重一点，却可以不用再担心被抽丁让他去徭役，那可是破家的根源。
虽然他们支持这条法令，可也担心如以前一样，执行一、两年就被废除，又回到原来的征税方式上，又要提醒吊胆小心伺候着村里的甲长、里长这些大人物。
至于衙门里的官差，离他们还有些远，倒是不怎么担心。
而对那些已经把土地投献出去的，自然是最希望此法能够很快寿终正寝的，因为他们亏了。
自家的土地送给了别人，至少明面上是这样，地契是别人的名字，自家只能继续耕种，而之所以会如此，还不就是因为自家和甲长、里长关系不好，担心被抽去服徭役，客死他乡。
土地虽然送人，每年要缴纳的地租算起来其实也只是比那些自耕农稍微重一点，但不再担心服徭役的事儿，貌似还是能够接受的。
只是，若是以后朝廷真的就按照此法长期执行的话，那就有点亏了。
毕竟最最重要的就是，投献后他们的身份变化了。
不仅没了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还没了户册，成为主家的奴仆，自家要是能出个有出息的孩子，都不能参加科举，这可就对不起先人了。
和后世人对此时代农民看法截然不同的是，虽然大明的百姓整体上承受着各种“苛捐杂税”，但整体生活水平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低。
各家农户都会在自家孩子八、九岁的时候送孩子蒙学，进私塾学习个一两年时间，让他们能识几个字，至少会写自己的名字。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意识深入人心。
如果私塾老师再说孩子有天赋的话，那就是砸锅卖铁也会供自家孩子学业，直到供不起为止，为的就是赌科举的独木桥，希望自家孩子能从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路，举人、进士的功名，最后入仕为官，彻底改变一家的命运。
江南为什么文化昌盛，因为民风如此，大家都愿意让自己孩子读书博前程，甚至不惜卖房卖地，赌上一家老小的未来。
当然，这样的人家毕竟也是少数，私塾老师也不会为了每年那点束修昧着良心说瞎话，把没读书天赋的孩子骗到私塾来读书，说什么文曲星下凡的话。
都是有功名的人，脸面还是要有的。
收太多不成器的弟子，结果没几个能考取哪怕是秀才功名，在同窗好友面前也会觉得抬不起头来。
对于开私塾的老师来说，自己的功名之路已经无望，所以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家孩子和学士身上，对学士的要求自然是宁缺毋滥。
而这个时候，那些投献土地的人家就会悲哀的发现，自家的孩子因为是主家奴仆的关系，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就算主家发善心同意自家子弟去考试，也必须是以主家子弟的名义。
于是乎，他们的心就开始有了变化。
为了孩子的出人头地，有些人家就会开始向主家闹事，希望团结更多人的力量，一起改变什么。
地契已经改名，自然就不要奢望了，可是只要通过向官府告状的方式，就算不能要回土地，可是最起码也想从和主家之间的奴仆关系变成佃户关系，恢复自家的户册，这样就能让自家孩子可以读书。
官面上，应天十府及下属州、县开始轰轰烈烈向百姓传递执行“一条鞭法”政策的时候，在民间的百姓也开始自发的串联起来。
当然，参与串联的都是那些早年间投献土地委身为仆的人家，而其中最活跃的自然就是家中有人读书，而又被先生认为有读书天赋的人家。
不过，这一切才刚刚开始，虽然下面有所动作，但并没有完全闹开，大家更多的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朝廷政策的变化。
直到数日后，知道江西早在去年就得到朝廷许可开始全省推行一条鞭法试点，朝廷还似乎有打算全国推行后，他们之前本就蠢蠢欲动的心才彻底燥热起来。
一张张的状子飞进了县衙、府衙，不管是县令还是知府，都深知其中关节，原本这样的状子要是平常时候递到他们手里，那是直接弃之如履，根本都不会多看一眼，可现在情况不同了。
应天巡抚是什么人？
那可是有名的海瑞，敢抬着棺材对嘉靖皇帝谏言的海瑞，一篇奏疏骂皇帝，骂奸臣，完全不顾生死的人。
他在江西和浙江任上就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士绅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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