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魏广德还关注到另一件事儿，这也是魏广德刻意让人注意才知道的。
那就是大量的米商和高利贷者勾接，利用丰年米价下跌的机会，大量收进粮食。
在灾年，他们将存粮借给农民渡荒或完粮纳税，可获超过一倍的厚利。
虽然现在的商人还没有发现收获时节打压粮价，低价收购农民手里的粮食，但魏广德相信，离此应该不远了。
这个时代，或许最大的改变就是魏广德在张居正提出赋税折银制度，也就是银本位在大明的确定时，魏广德抢先利用太仆寺常盈库里的存银发行银币，制定了“钱法”。
用律法形式固定铜钱和银钱的兑换比，从根本上杜绝了银、铜钱汇率的波动对百姓的再次盘剥。
当然，也杜绝了明清时期杂税的最大税源“火耗”。
虽然现在发行一些地方居然还在动歪脑筋，等南边徽州府事件查实后，重惩之外肯定还要强调禁绝此税。
但民间的高利贷，确实还是个大问题，提升大明百姓“幸福感”最大的阻力。
高昂的利率，不但摧毁了明朝农村的一般生产和生活，加速了小生产者的破产过程，还剥夺了商人因经商和经营手工业而产生的资本，使它们不能融入到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大经营中。
大明此时已经出现几个主要的商人团体的家乡，大多是地狭田少的贫瘠之地，种田不足以谋生，所以才有很多人去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但他们在赚钱之后，又习惯将积蓄投入到家乡的土地上，一则是购买田产，而则是放贷收息，这就又回到了传统的地主加债主模式。
公正的说，在国家没有对农业有力的扶持之前，这些贷款是农村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部分。
但高利息在剥夺农民财产的同时，也推高了地价，导致官府的税赋加重。
双重作用下，这些地区从乡村自耕农经济，逐步向农庄与农奴经济退化。
而商业，也因为资本的退出，难以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
实际上，这才是扼杀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根源。
而在西方，商人们没有选择退出，成为地主加债主模式，而是更多的精力去拓展市场。
这就不得不提到欧洲此时的融资模式，大明多是以地域划分，严重依赖宗族乡党关系来募集资金，筹措商本。
即使到了三百多年后的清朝晚期，号称“汇通天下”的山西商帮募集的股金，也不过在三十万两到五十万两左右。
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向社会公开募股650万荷兰盾，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购。
两者差别，何止十倍。
而欧洲各国的商人，在生意已经发展到本国极限，甚至周边国家极限以后，他们就会选择向国家借钱，以此谋夺垄断利益。
就比如英国，不但有商人和普通百姓借钱，即便是国王也有要借钱的时候。
由于英王征税需要经过议会许可，但战争或兴建时常需要临时用钱，这时就只能求助于伦敦的大商人群体。
国王借到的钱自然不可能是什么高利贷，但国王的直接收入也不算多，在债主们眼中并不是一个信用良好的借贷者。
为了能够顺利借到钱，有的时候英国国王甚至不惜以地区贸易垄断特权作为抵押。
许多享有丰厚回报的地区贸易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西非公司等，大多都当过英国王室的债主，以此获得地区贸易的垄断特权。
魏广德想搞大明钱庄，其实就是有这个目的在其中。
以朝廷允许的最高利率对外放贷，谋夺放贷生意的垄断权。
这绝对是一本万利的机会，只要入股，就可以保证魏家千百年的富贵。
至少，大明朝还在的时候，不必为钱担忧。
“三省，关于此事，确实已经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
终于，魏广德开口了。
“不过，会试在即，朝廷此时不宜大动干戈。
如果，有举子受到债主骚扰，刑部可直接先锁拿债主，待科举考试结束再惩治。”
魏广德说到这里，看了眼曾省吾，继续缓缓说道：‘不过此事也不会就此不了了之。
刑部可即可联络都察院、大理寺，按照调查京城及各地高利贷债主的情况。’
“此事，如果锦衣卫参与，或许效果更好，特别是在京城。”
曾省吾忽然提议道。
“让锦衣卫参与？”
魏广德微微皱眉，他是可以调动锦衣卫，可毕竟是皇帝给的权力。
“锦衣卫之事，暂时不考虑。
回头见到陛下，我提一提。
若是陛下准许，再让锦衣卫协助查案。”
魏广德略微思考，才回答道。
“好，我下去就联系都察院和大理寺。”
曾省吾已经亟不可待的站起身，准备马上出去找人。
“三省兄，此事务必不要走漏风声，只和陈副使他们商议，然后各衙门直接安排人手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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