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杨振在辽阳城内的征东将军行营前院大堂，亲自接见了已经“剃发易服”的罗硕等海州城驻防八旗主要将领。
当然了，罗硕等原属清虏八旗的将领所谓的“剃发易服”，只不过将头顶的金钱鼠尾辫子贴着头皮剃掉，然后将他们甲胄下面的丑陋“厂字领”旗人装和马褂，换成大明官服式样的绯红色圆领袍衫而已。
至于外面的甲胄，杨振并没有下令统一为他们更换，仍是他们以往所着的那种八旗棉甲。
只是将武官头顶的箭盔，去掉了原有的一尺多长的“避雷针”似的丑陋盔枪，同时将寻常士卒头顶的斗笠式红缨盔帽统一替换成了金海镇明军制式的黑色大檐毡帽。
这两年，金海镇明军统一配备的黑色大檐毡帽，其对头部的防护效果有可能不如清虏八旗的那种斗笠，但却是杨振用来统一衣甲服饰样式比较便捷的手段。
而与此相应的是，清虏八旗下层士卒配备的那种上有红缨或者红穗的白色斗笠凉帽，实在是过于丑陋，就算防护效果略好一些，杨振也不能接受。
至于那种形似“飞碟”式样的皮制或者铁制的盔帽，杨振目前还无法在整个金海、登莱二镇的范围内普及。
因为其制作的成本，要远远高于与其形状类似的毡帽。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杨振认为在火器越来越普遍的自军之中，给一般士卒配备皮制的或者铁制的盔帽意义不大，不是真的用不起，而是缺乏性价比。
在有火枪火炮等新式火器，有壕沟、胸墙等掩体藏身，以及有棉甲、盾牌等防护装备的情况下，那种主要用于防止敌军箭雨流矢的头盔意义又能有多大呢？
如今，征东军和金海镇各路人马当中把总以上武官，战时有铁制铁盔，平时有大檐毡帽，而寻常士卒只有制式大檐毡帽。
在杨振看来，这种大檐毡帽，既能遮风挡雨，即使在烈日之下，也能顺利进行瞄准射击，冬季又能保暖效果，同时戴上之后既易于统一着装，同时又相当轻便，不会造成什么负担，已经够可以了。
至于其“防箭”的功能，甚至是“防弹”的效果，暂时并不在杨振的考虑之列。
因为自从意外穿越以来，好几年过去了，杨振见到的直接死于头部中弹或者中箭的部下，寥寥无几。
即使有个别倒霉蛋，那也完全是一个概率极低的“小概率”事件，根本不值得为此大费周章。
事实上，对于南褚、罗硕、毕力克图、白尔赫图等等归降自己的前八旗满蒙出身的将领，杨振原本考虑过准许他们发饰自由的。
一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将来收服以及招降更多的外族将领、士卒和北方部落人口。
二来，他坚信，他根本不需要用强迫的手段强制这些人按照华夏的样式去改变自己。
因为他相信，只要持续保持华夏核心的强大，周边的汉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根本不用强迫，一切都可以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
对此，他很有信心。
如果说在一开始经略辽东半岛的时候，他曾要求那些归降过来的二鞑子必须恢复明制衣冠发式，是因为他对能否在金海镇站稳脚跟，能够改变历史走向还缺乏信心的话，那么现在，他对此已经没有任何疑虑了。
所以，对于今后归附过来的女真也好，蒙古也好，或者北边其他部落，如果执意保留他们旧有的发式、服饰，他可以考虑由他们自主选择。
总之，他不会如同清虏强制汉人剃发易服那样，去强制其他人类或者蛮夷完全改从汉人的衣冠发式。
他们要是自己愿意金钱鼠尾“厂字领”“厂字襟”，或者披发左衽、黥面纹身，那就随他们去。
他们丑他们的，只要不强制其他人改从他们的衣装发式就行了。
当然了，这还只是杨振心里的一种想法而已，既没有对下明确要求过，也没有对人提起过。
不过，在长安堡之战后南褚归降的时候，杨振也并没有明确要求其必须剪掉头顶的辫子，换上金海镇明军的制式衣甲。
南褚及其部下察哈尔营人马的剪辫子行为，并非是在枪口下被迫完成的，而是他们在选择归降后的第一时间内自发完成的。
事实上，这种事情，根本不用杨振再明确下令。
因为发式的问题，对南褚他们这些人来说，既敏感，又重要。
虽然杨振及其部下将领没对他们说过“留辫不留头”之类的话，但是想当年，他们八旗上下在针对被俘的明军和汉人百姓时，可是按照“留发不留头”这么做的。
对他们来说，头发的事就是头等大事，是否剃发易服，意味着是否愿意归顺。
所以，时至今日，事情到了自己头上，剪不剪掉头顶的那根辫子，在他们自己的眼里，也成了是不是真心归顺的标志。
决心归降的第一时间主动剪了，那就是诚心归顺。
归降后被迫剪掉，那是被迫归顺，缺乏归顺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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