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不大的罗洛浑之所以如此油滑，如此“胆大妄为”，毫无公忠体国的责任心，还真不能全怪罗洛浑自己。
毕竟是环境造就人，尤其是多尔衮这个篡权夺位的“好榜样”，教会了罗洛浑以及与罗洛浑处境类似的人。
至少教会了罗洛浑，凡事都应以保存自己以及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优先选项，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己与广宁城共存亡了，那么自己不惜一死为之奋斗的一切还有意义吗？
“大清国”八旗的老一辈人这么做，可能是为了封妻荫子，为了荣华富贵，为了子孙后代，可是罗洛浑才二十岁，已经是旗主，是王爷了，他根本没有与老一辈类似的想法。
他只想保住现有的一切，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他也希望能够更进一步。
毕竟多尔衮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他就不可以做呢？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年轻，可是面对未来他最大的凭借，同样也是年轻。
只要将来实力足够强大，他未尝没有机会走上盛京皇宫的那个位子。
而眼下的当务之急，则是保住自己现有的实力，否则还谈什么未来？
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年轻人，正是对未来充满期待和梦想的时候，而多尔衮的篡权夺位行为，不仅打开了罗洛浑的眼界，而且也大大刺激了他的野心。
当然了，受到刺激的，绝不仅仅是罗洛浑一个人。
崇祯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晚上，被罗洛浑反复念叨和腹诽的“大清国”天眷皇帝多尔衮，同样烦闷焦躁，充满了各种犹豫不决和举棋不定。
辽阳城陷落的消息他早就收到了。
包括耀州城、牛庄城、海州城、鞍山驿城，所有这些城池陷落的消息，早在三月底的时候他就收到了。
到了四月初，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奉命率部返回盛京城的时候，多尔衮更是从阿济格以及随行满蒙大员的口中，再次得到了确认。
多尔衮原本有意处置阿济格，至少一开始连下几道旨意将其召回盛京城的时候，是想着借机敲打他一番，而最轻的处罚也是准备将其爵位降回到原来的武英郡王的。
可是真当阿济格收拢了太子河北岸的几乎所有驻防八旗兵马将近两万余人，返回盛京郊外的时候，多尔衮在诸多亲信大臣们的劝说之下，临时改了主意。
除了下旨申斥、罚银，以及剥夺其于兴京后方的大批庄田之外，没有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一方面，阿济格脾气暴躁，性格冲动，比较莽撞，尤其在多尔衮夺位成功之后，一直自认为功劳最大。
在这种内外交困额危急时刻，多尔衮还真担心严厉处置他，他会做出什么不理智的选择，使得局面更加失控。
另一方面，阿济格终究是多尔衮同母的兄长，尽管毛病很多，对自己也不大尊重，甚至暗藏野心，但在目前处境下却实实在在是跟他利益一致的。
至少到了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候，阿济格及其掌控的镶白旗，要比两红旗、两黄旗的王公大臣们更为可信，也更为可靠。
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已经丢失的辽阳城而处置自己的兄长阿济格，不论是处置严重一点，剥夺其爵位，还是处置轻巧一点，降低其爵位，其结果都是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打击，自己人对自己人的削弱。
一旦激起阿济格的反抗，甚至反噬，那可真要落一个“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了。
所以，阿济格带着从辽阳城以及太子河北岸人马收拢撤回的人马回到盛京城附近驻扎后，多尔衮下旨训斥得很严厉，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严厉处罚。
而阿济格也在多尔衮身边的一些亲信宗室和大臣，如阿达礼、扎哈纳、何洛会等人的奔走联络之下，上了一封“如实说明情况”的悔过书。
在悔过书中，阿济格只坦诚认领了在长安堡之战中大意疏忽轻敌冒进，导致重大损失的过错，表态愿意拿出自己的一批家产田庄，补偿给在长安堡之战中战死的那些将士的家眷。
至于耀州城、牛庄城的丢失，本身也跟他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他其理直气壮地推给了已死的努山、哈宁阿和萨穆什喀。
而鞍山驿城、海州城后来的易手，尤其鞍山驿城的满城被屠，虽然他多多少少沾上了点连带的责任，但他也一股脑儿推给了已经确认在海州城开门投降的驻防八旗梅勒章京罗硕，要求没收罗硕及其家人留在盛京的家产，处死其留在盛京的家人。
当然了，除此之外，对于那些最后投降杨振的将领们，阿济格同样毫不客气。
阿济格将影响最大后果也最严重的辽阳城的失守责任，全部推给了驻防八旗汉军将领杨文魁，以及奉旨增援辽阳城的孔有德及其部下汉军将领们。
而他自己在辽阳城失守问题上的过错，只是大意、轻敌，加上轻信和失察。
总而言之，在他上交的“悔过书”中，辽阳城失守和辽南防线全盘崩溃的罪魁祸首不是他，主要责任不在他，而在那些开门投降的八旗汉军将领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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