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四月下旬的时候，杨振曾在杨珅、严省三、杨文魁、全节等人的陪同下，去了一趟太子河东岸，与辽阳城隔河相望的那个“东京城”巡视了一圈。
就在这次巡视的过程中，对辽阳城内外各种情况相当了解的杨文魁，主动领路，带着杨振他们一行人，还去看了东京城废墟东北数里外一座山脚下的所谓“东京陵”。
也是直到这个时候，杨振才知道，想当年，老野猪皮努尔哈赤为了坚定八旗霸占辽阳等地的决心，竟然把其祖陵也迁到了太子河东岸“东京城”东北三里外的风水宝地阳鲁山下，命名为东京陵。
这里迁葬了老野猪皮家族的许多人，有其祖父觉昌安，有其父亲塔克世，有其嫡福晋即所谓的孝慈高皇后孟古哲哲，还有其继任福晋富察氏衮代，还有其长子褚英，其伯父礼敦，其弟弟舒尔哈齐、穆尔哈齐，还有一帮侄子，等等，都是一股儿从赫图阿拉附近迁过来的。
当然，后来野猪皮打下沈阳城后，又看中了沈阳城的位置，很快又将其后金国的都城从东京城，迁到了沈阳城，等其死后葬在了沈阳的东郊天柱山，号为福陵。
于是，继位的黄台吉遂将其生母的尸首，从东京陵起出来，迁到了福陵，与努尔哈赤合葬，随同迁葬的人物还有努尔哈赤继福晋富察氏衮代。
至于其他人的坟茔，一概未动。
所以，当杨文魁带着杨振等人前来踏青察看的时候，东京陵一带仍然埋着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叔叔、弟弟、长子以及已死的侄子等十多人。
当时，面对着阳鲁山下红墙黄瓦、坐北朝南的一大片所谓后金第一皇陵，杨振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地方是留着好还是毁了好。
留着，它是耻辱的见证，但在几百年后或许会成为一个景区。
毁了，可以为当年被虐杀的无数辽东汉人报仇雪恨，但是会留骂名，同时也有可能激起盛京城方面的强烈反应。
不过，还没等杨振拿定主意，跟随前来的杨文魁和全节，就替杨振想出了最好的利用之法。
他们异口同声向杨振提出了建议，可命南褚、白尔赫图、毕力克图、罗硕等人各率所部，掘开东京陵觉昌安、塔克世、礼敦，以及舒尔哈齐、穆尔哈齐和褚英等人的陵寝和墓穴，并将他们的尸骨扬了。
全节建言，唯有这样做，才能保证南褚、白尔赫图、毕力克图、罗硕等人及其所领异族部众，在将来大军过了太子河，进军盛京的时候，不会再叛逃回去。
与此相应的是，杨文魁甚至进言，可命人将南褚等人捣毁东京陵，将什么觉昌安、塔克世等人“挫骨、扬灰”的过程写成文字，投递到盛京城去，彻底断了这些人的“后路”，让他们从今往后只能死心塌地效忠杨振。
对于杨文魁和全节两人的建言，当时随行在侧的杨珅、严省三先是目瞪口呆，但是随后大表赞成。
显而易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认知，在杨振麾下的许多人心中，不论是新附营里，还是旧部当中，都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杨振也担心自己军中在前阵子加入太多异族营头或者新附营头，会影响团结，埋下隐患。
尤其是担心接下来渡过太子河，往北出兵之后，察哈尔营、叶赫营、科尔沁营、苏完营出什么乱子。
所以，当时对于杨文魁、全节的建议，杨振并没有反对，但也没有直接下令，而是将此事交给了杨文魁和全节，由他们两人以他们私人的名义，去向南褚、白尔赫图、毕力克图、罗硕等人提建议。
至于南褚等人听不听，办不办，全凭他们“自愿”。
在杨振看来，如果他们“听从”了杨文魁和全节的建议，交上了这个“投名状”，那么从今往后他们自然值得信赖。
如果他们不肯，不论他们是以什么理由拒绝，那么杨振也只能暂时将他们打入另册，继续增加“考察期”和各种考察项目了。
事实上，当杨振从杨文魁嘴里得知“东京陵”的存在，知道其地距离辽阳城不远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杨文魁知道的东西，南褚等人未必不知道。
就算南褚这种从外地调来的援军将领不知道，可是之前一直驻扎在辽阳、海城等地的白尔赫图、毕力克图、罗硕等人难道也不知道？
他们肯定是知道的。
既然他们肯定知道，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向杨振提及此事呢？
不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在杨振看来，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人仍然在给他们自己留后路。
既然如此，那就逼他们做选择。
全节、线国安、孙大堂等人，杀了孔有德父子，交了投名状，南褚他们也得交。
不过，让杨振感到欣慰的是，他从东京陵“踏青”回来的第二天一早，南褚、白尔赫图、毕力克图、罗硕四人就联名就在给杨振写了信，请求批准他们亲率麾下各营过河，掘毁建州女真祖陵，为察哈尔、叶赫、科尔沁、瓦尔喀部族人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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