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无大战，近几年声名大振的范仲淹和韩琦调入朝廷为执政，正为皇帝倚重。元老吕夷简请老固辞，以太尉致仕，也自觉地为新人让路。此时上下一心，朝廷出现了一副朝气蓬勃的改革气象。
天章阁问对，皇帝给范仲淹和韩琦纸笔，必有对策才许外出。两人各自上奏，合起来为十事。这上奏的十件事，皇帝几乎不打折扣地接受，便是杜中宵前世历史书上学过的庆历新政的开始。
接到邸报，杜中宵把这十策翻来覆去看了不知多少遍，希望结合现实，找出自己前世没有意识到的深意来。浪费了无数脑细胞，结果着实是有些失望。
十策，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杜中宵把这十策几乎全部背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得出一个自己不愿意授受的结论，那就是文人谈政，终无大用。这样的十条意见，不该是宰执提出来的。或许是皇帝『逼』得太急，范、韩二人初回京城不了解情况，又太过谨慎小心，过于假大空了。
如果是一个平常的读书人，或者是后世学历史课做题，提出这么十条意见，勉强说得过去。或者更通俗地说，这是历史课的习题给出的答案，而不是政治课习题的答案。
以杜中宵前世上政治课的经验，这个时候回答皇帝，第一是要回答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第二是要回答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次要矛盾是什么。针对问题和矛盾，从哪些方面着手，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发扬矛盾中的积极方面，改变消极方面，从而解决面临的问题。从而制定大致的改革步骤，第一步应当怎么做，达到什么目标，第二步怎么做，达到什么目标，逐次解决面临的问题。
可惜这十策里，对于朝廷面临的问题，只有四个字，内忧外患。至于内忧有哪些方面，外患有哪些表现，语焉不详。而解决问题的对策，则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且多是老生常谈。
这些问题并不需要范仲淹和韩琦，随便几个大臣就可以提出来。解决的对策也同样，只要招集两制大臣集议，绝对有不下于十策的改革措施出来。为什么是范仲淹和韩琦？杜中宵的猜测，不是因为只有他们两人有这见识和能力，而是因为他们两人年轻力壮，又挟西北之功。总而言之，是皇帝本人对前面数年的朝政不满意，对掌权的老人不满意，改革是手段，目的是实现朝政的新老交替。
这是一次为了改革而进行的改革，既无明确的目标，更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与步骤。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注定了会失败的改革。对于皇帝来说，只要完成了朝政的新老更替，便就实现了改革的目的。然后呢？那些改革措施本就没有什么然后。
十策中的均公田，并不涉及土地制度，实际上指的是官员职田，关乎的是官员待遇。由此，十策可以大致分为几个方面，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覃恩信、重命令，这七项全是关于官员的选拔、任用、升降的，属于对官吏和行政制度的改进；厚农桑和减徭役属于鼓励农业；修武备则是加强军事制度，主要内容就是逐步恢复初唐的府兵制。
把这些改革措施一分类，便就看得出来，基本都是老生常谈。用杜中宵后世的眼光来看，好几项还是在开历史倒车。比如精贡举，不是怎么改考试制度，而是加强察举在选官中的份量，也就是要求举子德才兼备。州试时加大举荐的比重，取消弥封誊录，与杜中宵前世高考减轻分数比重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范仲淹是当世大儒，他是真地对官员的道德水平要求高而已。比如军事上的修武备，提议是逐渐改回初唐的府兵制，混不管现在的土地制度已经不具备府兵制实行的条件，也不管府兵制下能不能培养出合格的军队。不说唐初战争府兵占多大的份量，就以唐初保持战斗力的年数，也不比宋初禁军保持战斗力的年数多上多少年。这样的改兵制，实际改的是社会制度，对这个年代真正的兵制分毫未动。
至于厚农桑则是朝朝讲，代代讲，年年讲，没有真正的改革措施，说了等于没说。而看起来最可能施行的减徭役，由于根本没有意识到税收成本和行政成本，施行的可能『性』也不大。
庆历新政历史上多么大的事情？杜中宵本来是抱了希望的。知道这个日子近了，他到永城这里任职之后，一面盯住马蒙，希望能够澄净地方，另一方面对垦田丝毫不放松。就是想借这个时机，做些实打实的政绩出来，不要错过了这次历史大『潮』。然而真看到了改革措施，便如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依着历史知识，庆历新政最大的影响便是开启了君子小人之争。现在杜中宵终于明白，为什么是这个结果。皇帝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没有纲领没有目标，只不过新旧代替，除了党争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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