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来在位时的力不从心或是产生日后重大隐患，倒不如早退早了事，既保全了富贵，也不失郡守之位。
不能谋身，又如何谋国。
章越道：“陛下，臣虽贬去但忠言不可不讲，不可不谏。”
“你讲！”官家带着怒气道。
章越丝毫不让地道：“垂治天下当以仁义，近岁天灾不断，各郡各路盗贼不断，连富庶的淮浙亦有人相食之状。陛下要征讨西夏，却不见百姓之苦，好比杀牛宰羊以为膳食，食者皆美，然被食者之惨，陛下不曾见之。”
“朝廷兴师十万，殆于道路上百姓则有七十万家，就算破夏功成，然而民不能抚，心不能附，又有何用？”
“臣素来要为一事，从不直接为之，而是先从谋另一事。这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道理。”
“要伐夏当先利民，利民是器，唯有器成方可伐木。退一步说，就算伐夏不成，但器已磨练，民心亦为陛下种下。”
“天下最难之事，莫过于执两用之中，切不可执一废百，臣还请陛下明察。”
‘执两用之中’官家细细品着章越这句话，这句话出自【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执一废百’出自【孟子】‘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伐夏】与【利民】就是两用，能够【用中】或【中之用】，办到这件事的人就是圣贤了。
其实作为官家，最大的难处就是方向上的选择，而不是那些细务。因为细务上的事，有大把能臣替他为之。
方向上的选择，往往导致路线上的不同，而路线的不同，又成为党争的发端，权力的升降。
而如何能做到【中用】？
【中庸】也早就给出了答案，那便是【诚】。
能做到至诚的人便如同神明一般。
“如何诚也？”官家默然半响飘出了这一句，元绛看这一幕知道章越有几分劝动官家了。
章越道：“此为圣贤之道，臣不知也！”
官家被以为章越会说道理在他一边，哪知他说不知。
官家笑道：“章卿也不知到底是【伐夏】好，还是【利民】好啊？”
随着官家一笑，当即二人剑拔弩张的气氛缓和下来了。因为人被与和自己观念相左的人批评时，都会产生出一个念头，凭什么你说得是对的，我说得就是错的。
渐渐的殿内，君臣聊天的氛围便好了起来。
章越道：“启禀陛下，诚有两等，生而知之者为圣人，学而知之者为贤人。”
“臣连学而知之都未必通，何谈圣人呢？所以【中庸】才说至诚如神！”
“那卿便与朕讲讲【学而知之】之道？”
章越道：“陛下，臣以为还是要听言，可以偏信但不可以偏听，听言当正反相攻！”
人都是有立场的。
官家有官场的立场，中书有中书的立场。
如今官家的立场就是主观，是决策层面，而如今中书的立场则是客观，是执行层面。
人的一切痛苦，都是来自主观与客观不匹配，简单说来是‘想要的得不到’。
脑子告诉身体去干活赚钱养我。
身体对脑子说，不，你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饿不死就行）或感觉今天好累（我想躺平）。
所以执行层面总是倾向于保守，官僚集团口口声声打着儒家口号，让皇帝【节制欲望】，其实是变相的保护自己。
章越进入中书后，他自然而然从【伐夏】转为【利民】，这是由立场决定。他不是诸葛武侯，人家后面有肯放权的皇帝，所以才有宫中府中为一体。王安石当年与官家也是如同一人。
但现在你作为宰相，不仅要对皇帝负责，更要对整个官僚集团和百姓负责。
灭夏战争，不是由官家和章越打的，落实到执行层面的是数百万百姓和几十万兵将和官员。
你可以用各种手段逼着这些人上战场，可无论胜败，后果你都要担着。有个万一，皇帝下罪己诏就没事了，你呢？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
所以不要轻易地越过立场而言事实。
偏信不可以偏听的意思，你要明白自己立场在那边，再听听另一边的意思，然后正反相攻，彼此参照比较。
官家想了想道：“这话章卿当年言过。”
没错，这话当年在经筵上，章越曾与司马光，吕惠卿向官家讨论过。
章越道：“今臣还有一句‘事在心上练，心在事上磨’！”
其实无论【利民】还是【伐夏】，都各有利弊。
利民可以是长期目标，也可以是短期目标。伐夏可以是长期目标，也可是短期目标。
章越有自己立场，皇帝有皇帝的立场，到底谁对谁错，先不要着急下结论，必须要试一试才知道。
遇到自己不赞同的观点，不要着急去否定他，因为你不一定是对的，扔硬币都有百分之五十的几率，凭什么你都是百分之五十。如果你事事都未卜先知，那就是‘生而知之’，比圣人还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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