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官家看着地图，从中策，下策而论，进筑横山和进筑泾原路相比，进筑横山肯定是更符合的心意。
因为攻取横山比泾原路的效果肯定更好，只是后勤补给的难度太高了，但对于官家而言也不是不能克服的。
变法以来，他积攒了大量的钱财，相信军粮装备的支持不在话下。
宋军兵力最强的是鄜延路，从治平四年种谔攻陷绥德城，再到熙宁三年进罗兀城，这是旧路。
种谔，徐禧一直是主张从横山进兵，吕惠卿也是大倡此议。
吕惠卿就是鄜延路经略使，而现在的泾原路经略使是沈括，一旦对进攻计划进行调整，势必影响全局。
但章越分析从泾原路出兵，确实有道理。
官家不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
章越看了官家一眼，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从鄜延路出兵进取横山肯定是对西夏打击更大，效果更好。
但问题是对后勤补给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历史上宋军河东，鄜延，环庆三路后勤全崩，背后原因是什么？
参考另一场大战役，民役只在十八岁至五十五岁间征发。
民役每日领秋粮三斤，菜金半斤，冬发棉衣一套、棉帽一顶，夏发单衣一套、单帽一顶，还每月还另发黄烟四两，不抽黄烟的折现。
除此以外还有办公费、修理费、车油费、擦枪费、理发费、医药费、负伤费、埋葬费、赔偿费和铺草费等补贴。
民役每走三十里有小站，六十里有大站，给民役提供茶水、饮食、住宿甚至免费治病。
离家的民役可命人代耕家里的田地，实在离不开的可花钱代役。
所以才有了那句经典的话。
反观宋朝的后勤保障，可谓是极差。
不是说物资准备不充分，这些官家都准备足了，但就是送不上去。
宋太祖是爱惜民力的，曾定下规矩‘一夫日给二升’，一反古代征发民役不给食的惯例，主动给民役提供粮食。
宋朝的民役还有‘春夫’和‘急夫’之别。农忙时调春夫，有急事调急夫，从制度上保证‘民力不宜妄有调发’。
不过这些制度只是制度而已。
陕西遇到大事，民役遇到征发辗转于道路不得休息，然后大量大量的逃亡。
在元丰年的对夏征讨中，官员们为了防止民役逃亡，就派兵抓拿砍断了逃亡民役的手筋脚筋，丢在山谷里，让这些人哀嚎而亡。
一名督粮的小吏就可以不经请示，斩杀任何不听话的民役。与不杀士大夫相比而言，底层百姓的待遇就是草菅人命。
在五路伐夏军队曾在兵粮不足下，先食民役。
尽管官吏们已经很努力了（压榨百姓），努力到超过了民力负荷的程度，但后勤补给依旧跟不上，素来是打一战后勤崩一战。
后勤补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是经济的问题，陕西地方穷，民力不堪战争的重负。
而经济更背后的问题是什么？
是制度问题。
在章越再三主张下，连对于陕西低收入百姓进行减税都如此举步维艰。
章越能理解官家开疆扩土的决心，但五路伐夏丧师四十万，永乐城之战丧师二十万。
尽管加上民役死亡的数字，而且旧党对伤亡数字的记载绝对有夸大的地方。
但是失败便是失败，令人痛心疾首，别说天子，身为宰相亦能难辞其咎吗？
要不是如此官家也不会气愤成疾，哪轮得到宋徽宗那败家皇帝登位。
说到这里，君臣实已将话都说开了。
章越最后劝谏道：“陛下，宋夏两国之争，看似兵马之争，实在经济之争；看似经济之争，实在民力之争，看似民力之争，实在制度之争。”
“青苗、均输、市易三法立法之初确有破兼并，充实国库之效，但如今成为过度敛财之用。天下百姓到底是过得更好了，还是更差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官家闻言脸色很精彩，再度有些绷不住了：“朕不是听卿所言改了役法吗？”
章越道：“役法改了以后确实便民之效，但最败坏的市易法仍未更改！此法乃徒作一大事，却一无所得。”
官家听了气不打一处来，章越果真如王安石所言的那般，改募役法只是开始，不是结束，下一步还要改市易法。
而对章越而言市易法的历史上的作用是，用本钱一千五百万贯，收得利息钱九百万贯，但损失本钱七百八十万贯，而民间因此欠款破产的百姓有数万户之多。
其他变法至少还有敛财之效，但市易法连本钱差点都亏了，还害民害商害国害事害法。
市易法只是表面，背后官家挖地三尺的敛财之心。
但官家至少用封桩钱都用来国事上，自己没有半点享受。
可熙宁元丰之后，随处封桩，元佑之后稍停，到了蔡京变钞法，比熙宁时倍之，到了徽宗后期一年六千万贯。
宋徽宗敛财自用，最后都便宜了金人。
官家被章越说得是哑口无言，他怀疑章越所提的从泾原路出兵是不是一个幌子，实际上是绕一个弯子，反过来劝自己打消进兵西夏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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