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律的编修，闻起航并不打算去进行过多的干涉。毕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应该遵守的规则。若是在这个皇权时代，去提倡什么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无异于是在螳臂挡车。
超前时代一步是先进，超前十步，那就成了疯狂。
只要窦仪对新律的编修，是按照这个时代应该遵守的规则去制定，而不是成为勋贵们利用的工具，这就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进步了。
事物之间都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果律，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基础的一种本质。
元曲作家张养浩曾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写下了一句千古流传的曲词。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在元·施惠《幽闺记》中，也有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
由此可见在百姓皆苦的前提下，还是盛世之时，百姓的日子，会有那么一丝盼头。
而纵观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我们便不难发现，造成历代王朝更迭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因为农民。若没有农民参与的叛乱，我们最多称之为政变，而不是改朝换代或者说是革命。
当农民一旦失去土地，而无法生存的时候，惨烈的改朝换代，便会开始，而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人口数量，往往都会骤降。而其中最惨烈的便是五胡乱华时期，汉民族就曾一度从首屈一指的大族，成为了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少数民族。
而当人口数量一旦低于某个临界值，亡族灭种的危机，就会近在眼前。
而造成历代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到了晚期的王朝，因为勋贵数量的增多，为了能够供养他们，当权者便会加大对百姓税赋的征收，而古代纳税的主体，向来都是农民，这便致使众多的农民，只能勉强生存。
当一旦有天灾降临，这种脆弱的平衡，便会被彻底打破。
为了能够生存，起义便在所难免。
若想结束这种王朝更迭的怪圈，首先便要保障农民的土地不会失去。只要没有农民参与的改朝换代，往往牺牲都是小范围的，甚至是可以和平演变的。
连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上位，都可以和平演变。
那怕是历代政变中最为惨烈的靖难之役，牺牲的人数，那也是有限的。
至于玄武门政变这一类的，反正都是属于勋贵之间，狗咬狗一嘴毛，死的越多，反而越会减轻百姓们的压力。
若想保障农民的土地永远不会失去，其实只有一种方法，那便是农无税。
依照我们华夏民族勤劳的天性，即使因为一时的困难，而变卖了土地，只要没有沉重的税赋，便一定会积攒钱财，重新去购买田产。这种天性甚至到了后世依旧没有多大的改变，也许我们不在购置田产，但房产.......
这大概也是房价，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想要实现农无税，首先便要商业极度发达，只有商税占据了国家纳税的主体，才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甚至可以对农业进行补贴。
可若想商业繁荣发达，律法的公平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一旦特权参与了商业，就会彻底扼杀商业的繁荣。
宋朝中期，商业便曾一度繁荣，本有希望进入资本的萌芽，但到了王安石时期，所有的商业，几乎都纳入了官办，不管是盐铁酒茶，还是粮布马匹，只要是赚钱的生意，朝廷都会掺入一脚，这种与民争利的行为，彻底扼杀了民间商业的发展。
华夏社会，向来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甚至常说律法无外乎人情，但这对于商业的发展，简直就是毁灭性的。当我们不看产品的质量，只看人情关系，这样的社会还有何公平可言。
虽然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但相对的公平，还是需要我们争取的。这就如同相同的罪行，律法规定勋贵判一年，平民判十年，看似非常不公，但更加不公的是，勋贵们往往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免除受到一年的判罚，而平民却因为各种原因，将本应十年的判罚，升级到了二十年，这才是更大的不公。
毕竟律法的最终执行者是人，只要是人，就难免会带有倾向性，更何况律法的最终解释权，并不在平民手中，而是在权贵手中。
在这个时代，闻起航想要实现的目标其实很简单，那便是严格的执行律法，即便是勋贵判一年，平民判十年，但必须去严格的执行。
只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百姓的希望之所在。
“闻爵，这是您上次吩咐下官罗列的十条新法，您先看一看，若是有什么不妥之处，下官再更正。”对于闻起航所说的百姓希望之所在，窦仪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有了闻起航为自己做挡箭牌的承诺，这言词之间，却也变得恭敬了许多。
“哦，窦官人很是上心嘛！”闻起航带着笑意，接过窦仪递过来的条陈，揶揄道。
“........”听到闻起航的揶揄，窦仪的神色顿时便为之一囧。关于此事，早在闻起航第一次去上值的时候，便已经吩咐了下来了，但其间因为闻起航捅出了不少的篓子。这在窦仪看来，闻起航被撤职查办，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便没有上心去处理，但谁能想到闻起航居然会是一个政坛不倒翁，即使惹出了天大的麻烦，依然可以稳坐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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