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函装在朴素的棉麻纸袋里，放在韩安瑞办公室窗台上，没有任何署名，只在纸袋底部压印着一枚凸起的、不易察觉的莫比乌斯环纹样。里面是张厚卡纸，印着今晚品鉴的经纬度坐标、时间和一行小字：“风土：1978”。
朱炽韵发来的信息很简短：“上次你说想了解1978年份勃艮第的传奇。今晚庄主开了一瓶康帝。李牧远和苏文也在，他们手上有些关于宋代钧窑窑变的新资料，或许对你在做的那个艺术品信托项目有启发。”
理由充分，时机恰好。韩安瑞最近确实在筹划一个以东方古陶瓷为标的的资产配置方案，而李牧远和苏文——那两位在酒窖里见过的、看似闲云野鹤的男人，他们背后的家族基金，正是这个领域最权威也最隐秘的玩家。
司机将车开到城北山脉一处缓坡。酒庄入口没有任何标识，只有一道不起眼的铁门。
酒庄隐在成片葡萄园深处，石砌建筑看起来有上百年历史，但门禁系统是最新的生物识别。
朱炽韵在门口等他，一身浅香槟色的丝质长裙，腕间系了条细细的皮绳，上面串着一颗深紫色琉璃珠。
“欢迎。”她引他进门，“其他几位已经到了。”
品鉴室在地下酒窖改建的空间里。拱形石顶，恒温恒湿，空气中有橡木桶、旧书和隐约的菌菇气息。长条木桌旁已经坐了五六人——韩安瑞认出其中两位：一位是低调的科技投资人；另一位是家族信托基金的负责人，管理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财富。其余几张面孔陌生但感觉相似：没有张扬的姿态，衣着看似随意实则讲究细节，交谈时声音控制在刚好能听见的音量。
没有名牌，没有职务介绍。朱炽韵只简单说了名字：“李牧远，对勃艮第风土有独到见解。”“苏文，收藏了不少有意思的老酒。”
桌上已经醒着三瓶酒，深色的瓶身没有任何标签。水晶醒酒器旁散落着几本旧书——韩安瑞瞥见书名：《中世纪修道院酒窖账目研究》《气候变迁与葡萄基因组》。
“今晚我们从2005年的李奇堡开始。”那位叫李牧远的男人端起酒杯，对着烛光观察酒色，“这个年份有趣，春寒导致花期延迟，但夏季完美，采收前又下了场及时雨。酒里有种难得的张力——既是恩赐，也是惊险。”
大家举杯。酒液在口中展开时，韩安瑞确实尝到了那种复杂的层次：丰沛的果味下，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矿物咸感，像暗流。
“就像某些历史时刻。”苏文放下酒杯，指尖轻点桌面上那本修道院账目，“十四世纪黑死病后，勃艮第的修士们发现劳动力锐减，被迫精选最好的地块集中耕作。灾难反而催生了风土概念的雏形。”
话题自然地流淌开来。有人谈到小冰河期对欧洲葡萄种植带的南移影响，有人聊到拿破仑战争时期酒商如何通过掺假维持供应——掺的是甜菜汁和酒精，喝多了会失明。
“所以你看，”李牧远为第二瓶酒——一款1999年的蒙哈榭——斟酒，“困境从来有两种：一种摧毁你，一种迫使你进化。区别在于，前者是单纯的消耗，后者则催生出新的结构。”
朱炽韵在这时轻声插话：“但怎么判断正在经历的是哪一种呢？”
桌边安静了一瞬。烛火在石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就像酿酒。”李牧远接过话头，“某块地如果年年都遭遇霉病，农学家首先会检查土壤排水、植株间距、修剪方式。他不会怪‘今年的雨水专门针对我’。”
大家笑了，笑声在酒窖里泛起轻微的回音。
第三瓶酒是1978年的罗曼尼·康帝。开瓶时，软木塞发出完美的、湿润的“啵”声。酒倒在杯中，是边缘已泛砖红的琥珀色。
“这瓶有意思。”李牧远深吸一口气，“1978年勃艮第遭遇严重春霜，很多酒庄减产过半。但康帝这块园子，因为朝东南的坡向和特殊的微气候，躲过了最严重的霜害。有时候，一点点地理优势，就能决定完全不同的命运轨迹。”
韩安瑞啜饮一口。酒已经完全熟成，单宁柔滑如丝，余味里有森林地表、松露和某种难以名状的陈旧感——像翻阅一本保存完好的旧日记。
朱炽韵看向韩安瑞，眼神温和：“听起来冷酷，但或许是一种清醒。就像品酒——你能从余味里判断一款酒是否干净，有没有不该有的异味。生活也是，有些人的人生总带着某种‘杂味’。”
话题渐渐深入。有人提到神经科学中的“负面偏见”——大脑对危险信号的过度敏感如何形成恶性循环；有人分析社会算法如何无意识强化既有模式；还有人分享家族中如何识别那些“能量吸血鬼”的隐秘方法。
所有这些讨论都包裹在品酒的仪式里：观察酒色、摇晃酒杯、讨论风土、分享掌故。每段尖锐的观点后，总有人适时递上奶酪盘，或指着一本旧书里的插图说：“看，十六世纪的压榨机长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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