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军队，郭普夏认为东岸人在地形——比如胶莱新河防线、四明山、会稽山等等——的帮助下，守住宁波、登莱问题应该不大，除非清国方面倾尽全力来攻，但这显然不可能。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清国军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应被尊重的，他们在对顺国、明国时拥有很大的优势，这毋庸置疑。
“……与南方李顺政权控制区有所不同的是，庞大的清帝国的农业成分要远超他们。这个国家超过一半的土地以小麦种植为主，与欧洲和东岸类似，其中西北的甘肃及部分青海地区以春小麦为主，河南、山西、陕西以冬小麦和小米为主，河北、安徽、江苏、山东以冬小麦、高粱及海外传入的新作物为主，其长江两岸部分府县还出产大米、茶叶、油菜籽和其他一些作物。每年夏收、秋收的情况都要第一时间呈送北京的朝廷，由皇帝本人与各级官员评估粮食收成的好坏，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政策，你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有些奇怪、古老的预算制度。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庞大规模的军队及战争带来的压力，地方州县的财政负担并不轻，因此很多州县会时不时地上报‘歉收’，以抵制北京朝廷要求的增加缴税额度的愿望，而帝国政府因为体制及统治方式的原因，往往无法对此作出准确的判断。”
“……虽然税收负担不轻，但因为明朝末年战乱导致的人口减少，现在虽然大大恢复，但人均拥有的土地仍然十分可观，农民们的生活过得并不灾难，比广东、广西及西南一带明朝统治下的农民们总体而言要轻松一些——当然战争的临时加派、地方官吏的贪婪以及盗匪可能的出没，都会导致农民的生活状态在短期内发生急剧的变化，但总体而言，清帝国建立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作为其统治核心的北方的人口、粮食产量都有了巨大的增长，水利、灌溉、储量设施都得到了更新乃至扩建，这对于农业形态的社会而言十分重要。”
“……最近十多年以来，根据我们的观察，清国农田种植面积之中，像桑树、茶树、棉花、芝麻、大豆、玉米、红薯、土豆、芝麻、花生等作物的比例有所增加，尤其是前面三者。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市场对这类经济作物的需求与日俱增。我们无从证实清国境内是否开设了足够规模、投资巨大的棉纺织厂、丝织厂或茶厂，这方面的资料太过缺少，但可以肯定的是，清帝国最近十多年对外输出生丝、绸缎、茶叶、棉布的数量大大增加，这从伦敦、阿姆斯特丹市场公开的财务资料就能看出，英格兰、联合省的两家东印度公司每年在清帝国采购了巨量的上述商品，其中甚至包括数量不详的北方出产的柞绸（在华北和满洲部分地区，清国人用栎树叶来养蚕）。”
“……纺纱业是清国农村最重要的手工业，迄今为止清国80%以上的棉布都是‘国产’的，只有极少数是从顺国、宁波以及外洋商人处购入。毫无疑问，清国95%以上的工业产值是手工业，只有极少数的行业才会采用一些原始的、简陋的、效率低下的水力或畜力机械生产。在这一点说，他们被与我国贸易频繁的顺国、明国远远甩在了身后。”
“……绝大部分的手工业生产位于城市，但农村的也不少。通常手工业生产都是由一家一户的模式组成的，这一点在北方尤其普遍，例如农民在家中用自己的劳动力进行纺纱、织布，偶尔有一些富裕的农民积累了一定数量的金钱后，会额外购买几台纺纱机或织布机，然后雇佣劳动力来进行操作。城市里的一些工匠个体户同样如此，他们有时会雇佣一些贫苦市民来碾米、榨油、轧棉以弥补家庭劳动力的不足。不能说清国境内不存在成规模的集中生产制的手工工场，但无论是在雇佣工人数目方面还是产量方面，都远远无法和一家一户模式的手工业生产相比，因为后者很多是清帝国庞大的农民群体的副业。”
“……我们无法搜集到太多的有关清国境内现代工业的资料，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即便我们的情报能力再差，也不可能对其一无所知。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猜测，清国境内不存在李顺政权辖下我们援建的那种哪怕很小规模的现代工业，这可能是由于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以及思想文化所共同造成的。与顺国萍乡煤矿、湘潭铁厂、长沙枪炮局、衡阳织布厂、赣州榨油厂等原始机械化生产的官办企业相比，清国没有任何一家使用机器以提高生产效率的采矿或制造企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将大部分帝国预算用到了维持军队、稳定边疆、发放旗饷及供政府、官员和皇室开销了。不过据这几年我们从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得到的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清国似乎在努力寻求采购一些水力或人力机床及其他设备，用于船舶制造、武器生产方面。与此同时，他们似乎也在花费大量资金聘请来自欧洲的工匠帮助他们设计茶叶、生丝、棉花等主要出口商品的加工，以提高生产效率。这可能是因为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的财政负担的压迫，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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