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0年5月1日，中雨。
披着一件橡胶雨衣的董大郎一跃跳下了甲板，落在了定海港条石砌就的码头栈桥上。作为名义上的“地主”，仆从军第十师师长丁济在马弁的陪同下，上前寒暄了两句。
丁济今年三十余岁，身材不高，但很敦实。其父乃当年在山东运河一带投了莫大帅的丁惟岳，在父亲年迈去世后，便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仆从军第十师师长的职务——仆从军师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在远东三藩本是惯例，丁济接任师长也是寻常。
但这个人比较倒霉，或者说从他父亲那一辈起就有些倒霉。按说被东岸天兵分到江南繁华之地定海县驻防，本是一件幸事，那里财货甚多，他们丁家只需积累个十年二十年的，就能成为豪富之家。但问题是东岸人虽然将定海县封给了他们第十师，但一不给治权，二不给财权，仅仅只是在郊外划了很多荒地给第十师做“军田”，同时将每年财政收入中一定比例的金额返还给他们作为军饷津贴。
当然了，其他仆从军各师每季度领到的武器弹药、军资器械、食品被服及其他一些补助，他们也是有的，且是足额。不过横向对比起其他“土皇帝”们，丁家父子总觉得手头财权太少，没有活钱，靠从地方上收取赋税发家是不可能了。
于是，投敌无门、叛国无胆的丁家父子，到最后也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了现实，摆正心态，为东岸人继续扛枪卖命。而为了发家致富，丁家父子无奈之下也想办法在定海县及府城鄞县投资了一些产业，依靠自家在宁波地区的人脉关系及军队系统的便利，做起了生意，一时间倒也挣下了偌大的家业。
及至现在，丁家第二代军头丁济虽然仍然是个没地盘的小军阀、小藩镇，但其家中的财产可能比不上拥有登州城（即蓬莱县）做封地的第五师师长董大郎，但绝对不比第六师（封地为威海县）师长谢振差多少了，更别说封地更为穷困的第十二师（昌国县）师长胡兴邦了，在至今尚存的九个仆从师中基本上是一个中不溜的水准，也算不差了。
第十师的这种情况，也就难怪鄞县方面最近屡次传出风声，要裁撤掉第十师的番号，将其部择优补入如今依然未募足兵员的浙江新军第五师内。这事，丁济虽然不是很情愿，但应该抵触心理也不是很大，因为东岸人也允诺在商业方面给予他们丁家更大的好处，姑且算是利益交换吧。
当然了，就算丁济不乐意，这事其实也已经由不得他了，一是东岸人积威很重，他胳膊扭不过大腿，二来嘛这事对仆从军第十师的官兵们难道不是好事吗？你是愿意继续在丁济手下当个没名没分的地方小军阀的大头兵，拿着那点可怜的待遇，还是愿意被新军第五师整编，成为正儿八经的东岸预备役部队呢？该怎么选择，其实一目了然，这是大势，不是他丁家就能挡得了的。
董大郎虽然远在山东，但对南方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也不是一点不了解。丁家父子的现状，说实话他是既羡慕也担心，别看他在当年廖逍遥意欲裁汰仆从军时第一个表态支持，但那只是在形势所逼之下的政治投机，不代表他的真实想法。更何况人的想法是会变的，在接替叔父董学礼的位置接管第五师和登州城后，尝到了个中滋味的他发现自己有些难以舍弃掉目前手里的名位、权力和财富了，因此在廖逍遥放弃整编仆从师的想法后，他便不说话了，继续在登州城当起了土皇帝。
“丁师长如今做得好大的生意，兄弟我在蓬莱，都听闻部下军官们谈起丁家工坊的绸缎，那真是远销诸府啊。只此一项，怕是一年就挣不少吧，让兄弟我好生羡慕，想要东施效颦，却又不知从何着手，真是愁煞人也。”一见面，董大郎就自来熟般得谈起了生意。
“董师长经营的驴皮生意，我在定海也是如雷贯耳，宁波府十县哪处不买那阿胶？董事长凭此一门，也是日进斗金啊，佩服，佩服！”丁济也笑哈哈地说道。
他们两人在这互相吹捧，倒让紧随他董大郎后面下船的第六师师长谢振内心里有些不忿。他是当年在青州起事反清的义军首领谢迁之子，执掌第六师师长宝座不过数年。因为防区在胶东半岛东北面的威海县一带，人口稀少、物产贫瘠，部下人数又多（足有五千之众），因此日子素来过得是紧巴巴的，不能说穷，但在九个仆从军师长里面肯定是处于下游，因此内心之中一直隐隐有些看不惯丁济这类商人成色多过军人的家伙。
不过，威海虽然穷，但说起来穷也有穷的好处，那就是谢家父子二人始终将军队当做自己最大的本钱，将战功作为自己获取红利乃至官职的最主要手段。因此这些年来一直严格治军，生生将第六师这么一支原本在十大仆从师（二十年前最有战斗力的第一师、第二师尚未裁撤，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尚未设立）排名末流的乱民部队，慢慢带成了一支数次会操中均表现出色的一等强军，比董大郎部是略胜，比丁济部那是远胜，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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