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旻虎效率很快，第三天便查清楚了事情原委。
四川会馆的官差果然是满城里的包衣奴才，天地会兄弟亲眼看见他们进了满城。蹊跷的是，广州城内的督抚衙门正在忙着对付洋人，臬司衙门都在忙着追查天地会越狱的事。
总督、巡抚、按察使似乎并不关心杨烜的去向。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广州八旗将军穆特恩一向歧视汉人，想在杨烜身上做文章，彻底打倒闽浙总督杨国桢，搞臭杨家名声。
甚至，满人可以借机打击以陶煜、向荣为首的杨氏部属，进而打击汉臣势力。
至于教民那边，刘旻虎那边也查了出来。为首的教民名叫王大彪，平日嚣张跋扈，民愤极大。
王大彪本是十三行的仆役，十三行没落后，王大彪没了生计，改入了教会。因他见多识广，胆子大、心思细，逐渐做了教民的首领。
上次教民与民团械斗，王大彪使用了洋人接济来的火枪、火弹，死了几十个团勇。
事情闹大后，王大彪躲入了基督教福济堂。
福济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至明朝。
明朝对西方传教士比较包容，允许他们自由传教。清初，顺治帝对西方传教士颇有好感。顺治、康熙两朝都允许传教士来华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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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末期，罗马教廷认为华夏教民祭祖祭孔，有违基督教义。康熙闻之大怒，开始在国内禁止西方传教士。
雍正帝登基后，鉴于传教士曾参与皇位争夺，开始厉行禁教。
自此之后，西方传教士开始转入地下，在教民掩护下秘密传教。
乾隆年间，官府破获多起教案。传教士乔装打扮，甚至深入到山西内地，令乾隆帝震惊不已。
嘉庆、道光以来，国内民变四起，西方传教活动更加活跃，清廷对禁教更是有心无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根据中法《黄埔条约》，西方传教士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内自由传教。实际上，传教士的活动早已不再局限在五个通商口岸。
洋人虽然至今不能进入广州城，但传教士却早已进入广州，在城内修筑教堂、学校、福利院、医院等，吸引了上千名教民。
福济堂是座天主教堂，归法国人所有。此时，法国总统为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
波拿巴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当选总统后对教会投桃报李，大力支持教会的对华传教活动，甚至叫嚣“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
广州百姓对教民恨之入骨，而福济堂正是教民的庇护所，也是法国天主教在华南开展传教活动的大本营。
口口
法国传教士为了吸引百姓入教，无所不用其极，教民良莠不齐。王大彪劣迹昭彰，在法国人庇护下竟然成了教民首领，由此可见教民群体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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