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时许，商馆法院迎来了最后一起案子，民女刘氏申请离婚案。法官、书记员、法警都已疲惫，却也只能坚持审完这个案子。
商馆法院是广州唯一一家涉外法院，也是一个模范法院。人们都慕名而来，希望商馆法院能够还他们一个公正。满清官府遗留下来的陈案冤案，也屡屡被当事人提起，重诉于商馆法院。
因此，商馆法院接到的诉讼案件格外多，法官们只能连轴转，方能处理日益增多的诉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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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女刘氏申请离婚案，系刘氏主动申请离婚。而当事人都出身于广州大户人家，这起案件也就格外引人注意，吸引到许多人过来旁听。
阿礼国在中国呆过多年，深知中国是个夫权国家，男女地位极不平等。女人讲究“无才就是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三从四德”。说白了，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庸。
在这种畸形的夫权社会，绝少有女人敢反抗夫权，更不敢主动状告丈夫，要求离婚。
满清司法实践中并不乏离婚案，却多为“典妻”、“卖休”、“**”三种情节。像刘氏这种大家闺秀，主动要求离婚的非常罕见。
何为“典妻”？百姓穷困潦倒，可以把自己的妻子“典卖”给别的男人，彼此约定身价银和典期。妻子被典卖后，甚至可为别的男人生育子女。到期之后，原来的丈夫可以用银钱赎回妻子。
譬如湘军后期第一悍将鲍超，曾经穷困潦倒，被迫把自己的妻子典给别人。后来，鲍超反悔，与接受自己妻子的男人发生争执，打伤了人，被官府抓住。
幸亏，曾国藩偶然救助了鲍超，才成就了日后的湘军名将。
“卖休”与“典妻”类似，都是把妻子作为丈夫的附庸，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只不过，“典妻”可以赎回，“卖休”则类似于绝卖，不可赎回。
“**”的情形更为悲惨，是指丈夫为了钱财，逼迫或者默许妻子与别人通奸。
有清一代，“典妻”、“卖休”、“**”三种情节构成了清朝司法实践中“离婚”案件的主体。
穷人家有“典妻”、“卖休”、“**”等婚姻悲剧，富人家同样也有。
本次离婚诉讼案中，原告刘娥本是大家闺秀，嫁与广州府南海县望族崔氏。哪知道，丈夫崔虎太混账，吃喝嫖赌毒无恶不作，还有家暴的恶习。
刘氏没有生育子女，难以忍受婚后生活，请求回家，却遭到娘家的拒绝。娘家为了维护三纲伦理，宁愿把女儿往火坑里推，也不愿让她回家。
这在我们今人看来，是否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呢？
可在晚清，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时人的舆论里，刘氏离婚，就是家丑外扬，简直就是无理取闹。而她父母拒不接纳刘氏，却将得到士绅阶层的一致好评。
历史上，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受封一等侯爵，位极人臣。可在女儿的婚事上，他同样受制于封建礼教，硬生生地把女儿往火坑里推。
大女儿曾纪静，嫁给了曾国藩的同年进士、湖南老乡袁芳瑛的儿子袁秉桢。袁秉桢烂泥扶不上墙，无恶不作。
曾国藩气得和女婿断绝关系。但是对于女儿曾纪静，曾国藩仍然不准她回娘家，要她留在袁家。曾纪静年仅29岁，就郁郁而终。可以说，是丈夫袁秉桢逼死了她，也是父亲曾国藩逼死了她。
三女儿曾纪琛，嫁得是曾国藩的好友、湖南理学家、湘军大将罗泽南的儿子。罗泽南虽然堪比圣贤，儿子却很不争气。曾纪琛同样受尽委屈，英年早逝。
实际上，曾国藩有五个女儿，前四个女儿都是婚姻不幸，早早去世。只有小女儿嫁给了一个洋务技术人才，得到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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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曾国藩类似，晚清大才子、“第一狂人”王闿运同样有个不成器的女婿。他一生狂妄，甚至敢辅佐肃顺、怂恿曾国藩称帝，却对女儿的婚事无能为力，只能发出“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狂语。
传统华夏受儒家思想禁锢，一再强调“三纲五常”。三纲中的“夫为妻纲”，要求妻子无条件的服从丈夫。结了婚的女人，不论生活再不幸，都不能反抗，也不能逃回娘家。
夫妻想要离婚，只能由丈夫提出休妻，妻子只能被动承受，罕有主动向官府提出离婚者。即便有，封建官员也不会支持妻子的离婚请求。
这种畸形的夫权，是对妇女权利的压迫，也是无数男女悲剧的根源，也是社会进步的挡路石。
杨烜志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毅然提出妇女解放、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等制度，试图摧毁夫权，塑造一个全新的、文明开化的社会。
在婚礼方面，暨南军政府亦颁布了《婚姻法》，为实现男女平等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在满清治下，刘娥只能日夜生活在痛苦、恐惧之中，祈求丈夫休掉自己。现在，军政府来了，社会在大步迈向文明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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