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衍过李寿春，杨烜便把他打发到了花县。
花县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南王冯云山的家乡。金田起义后，洪秀全、赖莲英夫妇在花县仍旧遗留有族人，多被满清官府囚禁。
冯云山信教虔诚，一心为公，抛妻弃子。太平军金田起义时，冯氏宗亲尽皆留在花县，子嗣逃散。
这次李寿春出使广州，军政府便把遗留下来的洪氏、赖氏、冯氏族人召集起来，愿意前往天国者，都可随李寿春回天京。
韦志先则留在广州，等待怡和公司交货。这一单生意，怡和公司一时无法全部交货，只能分为两批。
第一批于半个月后起运，第二批于年底前起运，在大瘐关交货。韦志先将押运第一批货物，并护卫李寿春返京。
杨烜这边，则召集军政委员会开会，商议调整战略方向。他打算放弃既定的北进湖南、江西战略，转而经营闽、浙。
军政委员会隶属于越王府，地位、性质类似于满清的军机处，是越国的决策机关，也是越国最高权力机构。
杨烜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有总参谋长冯可钦、军政府政务卿杨国琛、陆军司令陈虹、海军司令唐约翰四人。
冯可钦之前一直坐镇梧州，协调指挥东征战役，刚回广州不久。
历时一年有余的东征战役，已经进入尾声。除桂北个别地方外，大部分地区已经结束战争，均田工作也进入到收尾阶段，各级军政府已经进入正轨。
不过，光鲜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隐忧。冯可钦说：“大致上，东征战役较为顺利，两广的局势总体让人放心。但也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第一，军政府建立得较为仓促。为保证政权平衡过渡，军政府大量留用旧官僚。这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军政府已经站稳脚跟，应当下大力气整肃官僚队伍。
“第二，陆军深入内地，征战一年有余，或剿匪，或均田，或组建军政府，兵力极为分散。暂时而言，陆军已经无力再发动新的战事。
“第三，桂北、粤北一带，出现了零星的抵抗武装。绿营兵一触皆溃，倒是一些地主武装，作风颇为顽强。特别是桂北一带，有王錱率领的湘勇，与我军交手多次，有胜有败。不除掉王錱，桂北难以安宁。”
湘军分为多个派系，王錱的老湘营是湘军中纪律最严、作风最硬的部队。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裁撤湘军时，特意留下了老湘营。
左宗棠出征西北时，曾国藩又特意把老湘营拨给左宗棠。而老湘营果真不负众望，在西北屡立奇功，为维护中华领土完整做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
王錱率领湘勇骚扰桂北，杨烜自然不能掉以轻心，说道：“王錱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是曾国藩的好朋友、理学大师罗泽南的大弟子。
“曾国藩创办湘军，陆军倚重罗泽南，水军倚重彭玉麟、杨载福。王錱性格刚直激烈、骁勇善战，本受曾国藩的重视。
“但王錱野心勃勃，飞扬跋扈，不大服从朴直迟钝的曾国藩。两人由此交恶。曾国藩在湖南打了胜仗，不久就要出师湖北。
“王錱则被湖南巡抚骆秉章留用，专司保卫湖南。他在桂北频频用兵，着实讨厌。不日之后，我打算带近卫师巡视边疆，到桂北消灭王錱所部。”
近卫师负有保卫中央之责。自革命军入主广州后，便一直守在广州附近，成为革命军的机动力量。他们久静思动，正可到桂北与王錱的老湘营一决高下。
杨烜之前便主张从桂北出兵湖南，与满清争夺两湖、江西等长江上游重地。他说要巡边桂北，众人多有误会，以为他要在湖南发动北伐。
却见杨烜话锋一转，说道：“我近日思考多时，准备改变战略，转而向东经营福建。”
众人精神一振，冯可钦内心也轻舒了一口气。相比于北伐湖南、江西，东征福建要容易得多。
要东征福建，必然要走海路。革命军的海军不用参加筹建军政府、均田等事，可以随时抽调出来作战。而满清福建水师、江南水师荒废已久，就连海盗都打不过，更别提革命军海军了。
杨烜解释道：“东征福建，克里米亚战争是最大的诱因。大家知道，欧洲列强陈兵克里米亚，不久必将大动干戈。英、法、俄三国在华军舰，大部分已经开往克里米亚。
“列强在华缺少军事存在，为我们征服福建、窥视苏浙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想想，革命军入主广州、征越军征服交趾时，都遭遇到了列强的干涉，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福建有福州、厦门两处通商口岸，浙江有宁波，江苏有上海。若放在他时，若我们要进军闽、浙、苏，洋人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们在克里米亚打得难解难分，就无力干涉我们。”
讲起欧洲列强，杨国琛尤其忿恨。他是军政府政务卿，常与洋人打交道。之前四国外交官齐聚广州，干涉越国征伐交趾，令杨国琛深感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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