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久保利通转达过唐约翰和马休.佩里的意见后，岛津齐彬力排众议，全盘接受了“夷人”的“无理”要求。他这样做，实在是别无他法。
岛津齐彬虽然贵为萨摩藩藩主，却也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恼和忧虑。
齐彬是上任藩主岛津齐兴的嫡长子。但“嗜兰大名”岛津重豪做藩主时，好大喜功，为追求兰学做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举措，导致萨摩藩债台高筑。
所以，岛津齐兴继任藩主后，重用老臣调所广乡，削弱兰学影响，提倡“国学”，即儒家学说。
齐彬虽为齐兴嫡长子，却像祖父一样嗜好兰学，主张积极学习西方，不被齐兴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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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彬生母死后，齐兴宠幸出身低微的侧室由罗，而齐兴与齐彬父子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萨摩老臣调所广乡，与齐兴的侧夫人由罗，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齐彬而结成盟友，劝说藩主齐兴改立由罗的儿子，岛津忠教为世子。
这一派政治势力，在萨摩藩被称为“忠教派”。
岛津齐彬也不是吃素的。他作为萨摩藩藩主的质子，从小在江户长大，与德川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成为好友，并结为政治盟友。
老中是江户幕府的职名，是幕府将军直属的官员，负责统领全国政务，定员四至五名，采取月番制轮番管理不同事务。
举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幕府老中类似于清朝军机大臣。而首席老中则相当于首席军机大臣，地位相当紧要。
1848年，阿部正弘借口调查萨摩藩走私案，逼迫“忠教派”干将调所广乡自杀。而调所广乡正是时任藩主岛津齐兴的左膀右臂，发明了砂糖专卖制度，解决了萨摩藩的债务问题。
此举沉重地打击了“忠教派”，但藩主岛津齐兴对长子齐彬也变得更为憎恨。
此时，岛津齐彬已经40岁，按惯例已到了接位的年龄，老藩主应当退位归隐，由齐彬接管萨摩藩。
岛津齐兴不愿把藩主之位传给齐彬，却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藩主传给庶子岛津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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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岛津齐彬两岁的四男夭折，在屋顶上搜出了诅咒用的人偶。在此之前，齐彬已有多个子女夭折。
这在“齐彬派”看来，必是“忠教派”所为。这种卑劣行径，使得齐彬派武士忍无可忍，向忠教派骨干发动袭击。
“忠教派”迅速做出了反应。1850年1月，岛津齐兴下令捕捉“齐彬派”骨干。三名骨干被迫切腹，另有五十多名武士被流放，留守江户的家老也被迫切腹。
岛津齐彬似乎已经穷途末路，袭封藩主之事更无希望。
这就是萨摩藩历史上有名的“由罗骚乱”。
在“忠教派”穷追猛打之际，四名“齐彬派”武士脱藩逃出，向福冈藩、陆奥八户藩求助。这两个藩的藩主都是岛津重豪的亲儿子，也就是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兴的兄弟，都由联姻而过继给了其他藩。
两藩向德川幕府申诉，岛津齐彬的盟友、幕府老中阿部正弘，借机说服德川家庆将军，逼迫岛津齐兴隐居。萨摩藩的藩主之任，最终传到了岛津齐彬手里。
此时的岛津齐彬，已经42周岁，从一名热血的武士，熬成了一个成熟的藩主。他并没有打击报复政敌“忠教派”，反而竭力弥补“由罗骚动”带来的裂隙，试图带领萨摩藩闯出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
齐彬赢得了藩内武士的拥护，但嫡父齐兴、弟弟忠教的势力仍然庞大，足以对齐彬的藩主地位产生威胁。
另外，岛津齐彬一上台就改弦更张，重新鼓励“兰学”，重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这样的下级武士，也引来的保守派武士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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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是，萨摩藩虽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强藩，但在列强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试想一下，一个人口不足60万、经济严重依赖海上贸易的地方政权，如何对抗越国、美国这样的新兴大国？
因此，岛津齐彬认为，与其打肿脸充胖子，不如暂时接受琉球独属中国的事实，然后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为日本、为萨摩藩保留下复兴的种子。
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就是这样，看似决绝，实则可以随时转变立场。他们崇拜强者，鄙视弱者，为自己不够强大的感到耻辱。
西乡隆盛不战而退出琉球，大久保利通谈判期间又有辱萨摩藩尊严。岛津齐彬不仅不怪罪他们，反而多方勉励他们。他甚至做出了一个连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都不敢想的举动：
邀请唐约翰、马休.佩里上岸，就琉球问题、萨摩藩局势坦诚交换意见。
这番举动甚是惊世骇俗，颇为棘手。但眼下有一桩绝妙的事情，足以为此事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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