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杨烜宣布上海当局决定投降时，包令和布尔布隆并未怀疑消息的真实性。因为两国公使的秘书随即进入会场，带来了相同的消息。
对于包令和布尔布隆这样的职业外交官来说，这是1个相当恶劣、相当令人无奈的消息。这意味着革命军不仅具备了可与洋人叫板的实力，还赢得了刁钻狡猾的上海士绅的拥护。
从此之后，上海迎来了新主人。也许，洋人在上海耀武扬威的时代将1去不复返了。
包令迫不及待地问杨烜：
“革命军在上海周边大动干戈，影响各国在华商业利益。大英帝国对此非常关注，请陛下坦诚地告诉我，革命军是否将继续扩大战事？是否将继续维持上海的贸易地位？”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包令确认革命军的兵力并不雄厚，已是强弩之末，并不足以扩张战事。但杨烜1向诡计多端，革命军也常有令人意外的举动，包令并不敢掉以轻心。
杨烜倒是1脸坦诚，说道：“革命军刚刚征服了江苏、浙江，再加上福建、台湾，4省人口已有78千万。接下来1年时间内，我们将在4省剿灭土匪，建强基层政权，推行均田，建设铁路、电报网。
“这是1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我们无意于发动新的战事。至于上海，我可以向两位公使保证，帝国将继续维持、提升上海的贸易地位，给予上海更多的贸易特权。
“帝国愿与各国展开坦诚、友好的合作，把上海建设成1颗真正的东方明珠。我本人对商人的态度1如既往，欢迎各国商人在华开展贸易，投资设厂。”
包令与布尔布隆彼此交换了下眼神，似乎欣喜过望。对于各国来说，华夏有着4亿人口，是全球最大的单1市场。在各国商人中间，常常流行着这样1句话：
“假如每个中国人每年在洋货上消费1两银子，洋人每年就能对华卖出4亿白银的商品。”
为此，英国人费尽心机，不惜付诸战争，逼迫满清政府5口通商。但5口通商后，洋人失望地发现：满清官员对洋人阳为恭顺、阴为敌视。满清治下的百姓普遍穷苦不堪，缺乏消费能力。
即便东南地区相对富庶，也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东南地区的百姓并不需要洋货。就连物美价廉的洋布，也敌不过当地自产的土布。洋人对华输入的最大宗商品，似乎只有鸦片1项了。
与之相反，岭南的对外贸易却得到了极大的增长。得益于持续的资本投入、低廉的人力成本，岭南的工商业在短短几年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包令已经听到了很多言论，希望英国与中华帝国加强合作，为洋商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最近1段时间，随着革命军进军江苏、浙江，这种言论得到了更多洋人的拥护。
包令不得不开始郑重考虑，是否需要调整英国立场，对中华帝国日趋高涨的发展态势作出合适的应对。
作为会谈见证人的奥姆（c.w.orne）是个英国人。身为工部局董事，他更加关注复兴会对于租界的态度。
英、法、美成立了联合租界，由工部局管理。工部局董事会每年选举1次，1855年的董事会只有3名成员，不设总董。
（工部局董事会1向由英国人独裁，引起法国人不满。历史上，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租界，由法国人自行管理。法国人特立独行，与英美屡有分歧，也敢于独立于英美之外。）
奥姆问杨烜道：“皇帝陛下，帝国在《民报》、《革命军》等报刊、宣传册上公开宣布，承认各国在上海设立的租界。在租界问题上，我能否得到陛下的亲口保证？”
这个问题，也是包令和布尔布隆所关心的。
杨烜淡然1笑，说道：“《民报》是中华帝国的官方报纸。既然《民报》上有白纸黑字，我们自然不会食言，会继续承认租界，尊重洋人在租界上的权益。
“西方有句格言，存在即为合理。租界在洋人的占领下，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了繁华的景象，此事并非偶然。1852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洋人接管江海关。
“在此之前，华人管理江海关，贪污横行，1年税收只有十56万两白银。洋人代管江海关，仅上海1地，两年征税7十万两。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收复上海后，洋人将代管的7十万两白银交还上海道台吴健彰。
“由此事不难看出，洋人确实有本事，西洋的海关制度确实更加高效廉洁。我们华夏想追赶各国，想兴办洋务，就必须敞开心胸接受洋人，接受西洋事物。
“租界正是我们学习西洋的窗口，也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我们的风俗，革新我们的社会风气。因此，我并不反对租界，渴望从租界中学到更多的西洋制度。”
令后人想不到的是，把海关大权交给洋人，竟是满清朝廷主动为之的。小刀会起义之后，清廷意识到洋人有能力高效、廉洁地管理海关，上缴更多的海关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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