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过吴淞铁路的来龙去脉，郭嵩焘感慨道：“真是可悲可叹，洋人在我们的国土上建铁路，到头来，反倒为粤匪做了嫁衣裳。我们大清朝也是，花冤枉钱赎回铁路，把机车运到外海沉没。传出去，真要被洋人笑破大牙。”
肃顺倒另有想法，觉得郭嵩焘与洋人走得太近，需要提醒他一下，便说道：
“筠仙，你一片忠心，我们都很清楚。但现在京里颇有些你的流言，说你接近洋人，有失天朝威仪。你可得千万留心，不要被那帮都老爷抓住了把柄。”
郭嵩焘为人倜傥不群，说话办事颇有些特立独行。在山东，他打破官场规矩，与山东官场不睦。在僧格林沁的大营，他同样自视甚高，与僧王屡有过节。
最令肃顺担忧的是，郭嵩焘与洋人过于接近。别人讲洋务，大部分说的多，做得少。郭嵩焘讲洋务，标榜知行合一，不仅说，还亲自学，亲自向洋人学。
有一次，郭嵩焘酒喝多了，豪言要出使欧洲，到英国亲眼看一看。这种狂傲的姿态，令京里的士大夫大为不满。
为此，有个顽固派文人攻击他，在他门口贴了幅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听过肃顺的劝告，郭嵩焘却不以为然，说道：“亭公，我为国尽忠，何必在乎那些丑类的诽谤？开放通商乃是大势所趋，大清必须开放，而非保守。
“敝人不才，蒙皇上赏识。我若不敢讲真话，若还要惦记自己的功名利禄，谁还敢讲真话？谁还愿意实心办事？”
肃顺大受触动，说道：“筠仙一片赤诚，实乃古之肱骨大臣。但筠仙也要知道，在我们大清，做官容易，做事很难。我们要想实心做事，除了一片赤诚之外，还要得到皇上的特别信任。
“皇上英明果敢，聪明绝顶，若放在以前，绝对是一代明主。然而，皇上对洋人非常猜忌，一直不肯接触洋人。那些顽固派也趁机鼓噪，说什么办洋务是以夷变夏。
“我们做臣子的，既要实心办事，也要体谅皇上的苦衷。中国乃天朝上国，鸦片战争以前，大清有三十多个藩国，各国皆奉大清皇帝为共主。
“鸦片战争过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洋人纷纷来华。道光皇帝天威有损，毕竟还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洋人也不至于太猖狂。
“今上一即位，各地民变四起，先是长毛，接着又是粤匪，简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眼下粤匪坐大，洋人又不顾天子尊严，趁机追索商权。
“皇上寝食难安，肝气日甚，想求助洋人，又抹不开面子。你可不要为了办洋务，向洋人委曲求全，有失天朝上国的尊严。不然，言官一纸奏折，皇上必然动怒。”
郭嵩焘第一次从肃顺口中说咸丰“肝气日甚”，心中不由得生起一丝忧虑。外间常有传言，说咸丰在紫禁城内抽大烟、酗酒。肃顺说他肝气重，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他只得说道：“亭公谋国之深，实非我等所能及。”
沉默片刻，三人开始接着研究徐继畲的奏折。其中有一条，讲明“欲图自强，非将旧制水师更为轮船水师不可”，这便是请建现代海军了。
肃顺看到这段，忍不住连连叹气，说道：“轮船水师为大清所急缺，但兴建轮船水师最是困难。轮船耗资巨大，技术、人才缺口极大。想建水师，真是无从下手。哎！”
高心夔插话说道：“朝廷要办水师，最方便的方式，便是委托直隶总督办理。直隶总督为疆臣之首，可以节制山本、河北、山东三省，对河北、山东两省的海面有统一辖制之权。”
肃顺沉思片刻，说道：“正如伯足所说，直隶总督乃疆臣之首。军兴以来，很多人以军功搏击功名，湘军大佬多出任督抚。
“去年，江南沦陷，朝廷对直隶总督看得更重，常用满人担任直督。但我们满人，实在是不争气。观诸朝野，哪个满人大臣能兴建轮船水师？
“筠仙，湘军这边，可能派一个熟悉水师的大将，到直隶这里筹办水师？最好是派彭玉麟或者杨载福来。官职嘛，我可以向皇上争取，让他做直隶提督，或者给他一个钦差的名分和权柄。”
直隶总督为疆臣之首，直隶提督则为绿营提督之首。钦差更不得了，受皇帝钦派，地方督抚见了都要礼让三分。
但郭嵩焘经历过山东之行，对直隶的情况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满清亲贵视直隶为禁脔，对湘军颇为疑忌。
湘军的地盘在两湖，不管是彭玉麟还是杨载福，一旦离开了两湖，则犹如鱼之离水、鸟之去翼。任凭他俩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在直隶的海面上折腾出风浪来。
因此，郭嵩焘断然拒绝，说道：“两湖战事吃紧。不久之后，粤匪必会大举进攻两湖。大战在前，前线大将不宜有变动。彭玉麟、杨载福都很得涤帅、贶帅的倚重，一旦调来直隶，于前线的战事恐有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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