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熙十三年十月，太子刘谌与冯府长女冯盈定亲的喜讯尚在朝野间津津乐道，大汉天子便应大司马冯永所请，再颁诏令：
“今盟邦东吴黎庶困于粮荒，复遭丹阳水患，朕心恻然。特于前约借粮之外，另赐粮秣若干。”
“遣通好使诸葛乔、送粮副使马谡，率护军司马傅佥、行营都尉罗宪、漕运都尉王濬、录事参军事杜预，护粮船东下，助吴救灾，以固盟好。”
诏命既下，诸葛乔等一行人奉旨督运粮船自永安启程，浩浩荡荡驶向东吴。
消息传至建业，诸葛恪喜形于色。
得知汉国粮船已发，他当即亲率大军渡江北上，以接应汉国粮食为由，于濡须水畔修筑东兴大堤。
并依傍东西两侧山势，筑起东、西两座坚城（即后世所称东关、西关），命留略、全端二将各领千兵分守。
诸葛恪此举，既是对魏国最直接的武力炫耀，宣示吴国虽遭天灾，兵锋依旧犀利。
更是他这位新晋辅政大臣，向国内各方势力证明能力、树立权威的立威之举。
他不是不知道此间多有冒险，但却不得不做，因为他深知自己接手的是怎样一个烂摊子。
孙权晚年发动的两宫之争，以鲁王被赐死，太子被废黜，以及大批朝臣被流放、处死而告终。
此举虽沉重打击了江东世家豪强，暂时巩固了皇权，却也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政治裂痕。
如今，以吴郡四姓为首的江东大族，对新帝登基之事，要么沉默，要么冷眼旁观，甚至消极怠工。
更何况在他们眼里，诸葛恪这位辅政大臣，根本算不上自己人，凭什么要帮他？
没有这些世家豪族的钱粮人力支持，仅凭吴国府库那点捉襟见肘的积蓄，想要迅速平息丹阳水灾，无异于痴人说梦。
这也是为什么诸葛恪顶住压力，保留了声名狼藉却掌控着与汉国贸易命脉的校事府。
若连这最后的财源都斩断，他这位辅政大臣，恐怕真要被彻底架空。
没钱你辅什么政，没粮你安什么邦？
偏偏诸葛恪这个辅政大臣，又存在一定的争议。
不仅孙权生前曾公开评其“刚愎”，他更在孙权尸骨未寒之际，以雷霆手段诛杀另一位辅政大臣孙弘。
虽暂时稳住了局面，却也难免引人猜忌，落下“铲除异己”的口实。
内有权臣倾轧的余波，外有世家大族的冷眼，下有郡县灾民的哀嚎。
在得到大汉这批“救命粮”后，以诸葛恪性格，自然不愿意选择按部就班，慢慢收拾残局。
对外示强，尤其是向正处虚弱期的魏国亮剑，是他最快凝聚人心、转移内部矛盾、树立个人威望的不二之选。
毕竟，魏国刚历司马懿政变，伪帝东迁，许昌、汝南重镇接连归汉，正是内外交困、最为脆弱之时。
此时出手，风险最小，政治收益却可能最大。
他挑的地点也很有讲究。
濡须口，这处控扼巢湖与长江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吴军自建业渡江北上的前哨据点。
诸葛恪以此地为大营，既可接应汉国粮船，又能防备魏军南下，名正言顺，进退有据。
然而，他接下来的动作——修堤筑关之举——却远远超出了“接应”与“防备”的范畴。
这无异于将兵锋公然越过了吴魏边境，在魏国眼皮底下打下两颗楔子。
此举立刻在淮南魏军中激起轩然大波。
原因无他，若坐视吴人将此临时据点经营成永久性要塞，后果不堪设想。
届时，吴国水师便可据此为跳板，自由出入巢湖，如疽附骨般持续袭扰合肥。
在魏国看来，这是吴人将刀尖抵在咽喉之侧，与卧榻之侧，容他人鼾睡无异。
只有千日做贼，岂有千日防贼？
届时合肥守军必将疲于奔命，防务压力何止倍增。
魏国扬州代都督、征东将军诸葛诞再也坐不住了。
他火速向彭城上表，力陈利害，强烈要求即刻出兵，趁吴军工事未固，一举拔除东西二城，绝不可养痈遗患。
然而，他的奏表送入彭城，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眼看着吴军城垣一日高过一日，诸葛诞心急如焚，再也按捺不住。
他只得将合肥防务暂交予太守王基代理，自己则以“回朝述职，面陈军机”为由，快马加鞭，星夜兼程直奔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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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魏国来说，今年冬天，格外的冷。
凛冽的北风卷着鹅毛大雪，将临时都城彭城裹在一片肃杀的白茫之中。
诸葛诞不顾一路风寒，马蹄踏碎冰凌，直奔太傅府。
府邸深处，暖阁与药味也驱不散那股沉沉的死气。
司马懿裹在厚厚的裘褥里，斜倚在榻，面色蜡黄，呼吸间带着破风箱般的杂音，仿佛一盏随时会熄灭的残灯。
当诸葛诞被引进来，将那份沾染着寒气与雪水的紧急军报重重放在榻边小几上时，司马懿那双深陷的眼窝，这才亮起些许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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