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常设代表当选后，可以对投他票的代表写保证书，必须支持哪一个政党。
否则就要对投票者进行赔偿。
再者，这些代表启程前，同样也需要对其家乡父老，公开其支持的政党，并写下保证书。未来我们要在全国皇庄和公庄化，那么各庄的庄头可以对抓阄出来的代表进行审核，如果这些代表最终违背自己的保证，那么这些庄头同样可以要求他向家乡父老做出赔偿。
巨额赔偿。
而庄头是各皇庄提名，然后由上一级任命的，他们最大限度代表最基层民意。
除非有人能把他们也收买。
但这个成本恐怕就很高了，而且如果出价太低，恐怕那些庄头也不敢冒枪毙的危险。总之我们可以设立一系列的制度约束，别忘了在大同党和农工党之上，还有我们这个中立的规则维护者。我们是维护规则的，贿选明显是破坏规则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此进行打击。”
杨庆说道。
“但你还是不可能杜绝！”
圆圆很不客气地说。
“是的，我还是不可能杜绝，但我们要的达到就行，我们让农工在四民大会有了为自己代言的力量，他们与士绅的力量可以斗争了，不会像过去一样完全任后者宰割了。
这就足够了。
剩下就看我们的操作了。
我们想让农工党对大同党造成严重威胁，那么就勒一勒后者脖子上的绳索，如果我们需要大同党顺利实现某个目的，那就把这个绳索松松。在讨论他们的斗争前，我们必须得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既不是农工，也不是士绅，我们是第三种势力。士绅一家独大对我们不利，士绅一家独大就是架空皇权，过去我们大明就是这个样子导致的，我们必须得有制衡士绅的力量。
过去历代皇帝都是这样做。
最初用勋贵制衡士绅，勋贵倒下之后，太监集团上位，先帝的失误并不是除掉魏忠贤，而在于除掉魏忠贤却没能扶持一个真正代替魏忠贤的。
结果士绅独大。
而我们不能再用太监集团了。
毕竟太监集团名声不好，但我们扶持勋贵也没用，勋贵最终都会变成士绅，但农民和工人不会变，农民工人和地主资本家的关系永远是处于对立的。那么农民和工人就是我们制衡后者的最好选择，所以我们要把他们扶持起来，让他们斗，我们做幕后的提线者。但我们也并不是真得要农民和工人压倒另一边，天平必须是平衡的，如果农民和工人胜利，那么对咱们就不利了。
大同党不能压干掉农工党，农工党也不能干掉大同党。
他们必须不停斗争。
然后无论谁都得确保我们的中立甚至寻求我们的帮助。
这才是皇权稳固之道。”
杨庆说道。
“你这样说朕心甚慰！”
女皇陛下满意地说。
说到底对于女皇陛下来说，只要能让她儿子的江山稳固，那其他就都不值一提，大明的政治原则，就这样在后gong干政中确立……
呃，的确是后gong干政。
总之大同党和农工党，就这样分别在大明政治舞台登场，但结果也像圆圆猜的，很快大同党就展开秘密的银弹攻势，迅速让自己的党员数量增加到了一百七十名。而李来亨的农工党不但没有扩大，反而还有人改投大同党，然后很快就只剩下了七十多名党员。不过李来亨依然在努力，在受护国公委托前往四川同时，在沿途不断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倒是成了大明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沿途大批工人农民为其欢呼。甚至还有不少回乡的四民代表，直接上书女皇陛下支持公田法，要求重新对土地法进行全体代表的投票，哪怕现任的代表没有必要了，也必须交由下届四民大会进行全体代表投票。
这种法律事关重大，四民大会常设委员会不足以做出决定。
但士子代表坚决反对。
他们认为四民大会常设委员会有权代替全会做任何决定，就连皇位和太子都能决定，又何况是区区一个土地法。然后各地的论战开始，甚至还有农民聚集请愿上书的，当然不是向地方官，而是向各地锦衣卫分支，很显然上次广州工人已经在这一点上做出表率。
但这些并没影响南京的局势。
毕竟女皇不能干涉四民大会，无论四民大会做出什么决定，女皇陛下都只能遵守。
然后民间对常设委员会的声讨开始，甚至还有要求对这些常设代表的受贿问题进行调查，毕竟之前已经有人因此被检举。还有那些农工代表直接通过报纸，怒斥那些投票反对公田法的农工代表为叛徒，还有号召一起去南都，对这些叛徒进行制裁，比如说揍他们一顿。
他们辜负了农工的信任。
他们已经不配再继续担任常设代表。
当然，这些并没什么用。
紧接着王夫之就以大同党党首和四民大会常设代表身份，向常设委员会提出了他的土地法议案，他在路上还被工人扔了砖头，但他依旧义无反顾地向前，并原谅了那个向他扔砖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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