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回顾中央红军是如何突破民党第一道封锁线的吧。
原来在长征之前红军与粤军在赣南寻乌进行了一次“罗塘谈判”，达成了红军向粤军秘密“借道”的协议，
十月二十日，红军的先头部队开始逼近了粤军的防线。根据红军之前与粤军秘密达成的协议：红军要借道西行，粤军要撤出一条二十公里宽的通道，但红军必须事先通知粤军。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矛盾，那就是双方是否能做到互相信任的问题，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大转移，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红军会主动告诉粤军吗？万一被粤军出卖，协议被泄露出去，那对红军来说可是天大的灾难。
好在粤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了这个协议，说到底，陈济棠原本就不想与红军为敌。
早在1933年秋，常凯申向苏区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时，他任命粤省军阀大佬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令其出兵赣南围攻红军。
常凯申此举别有用心：既能利用地方军阀“围剿”红军，又能借红军力量削弱粤军，从而“一箭双雕”。
陈济棠是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对常凯申并不言听计从，他也明白这是个“一石二鸟”之计。因此，他自己也有如意小算盘：赣南红军是抵御常凯申从江西进攻粤省的最好力量和屏障，且与英勇善战、战术灵活的红军作战，一旦输了便难保粤省地盘，所以他对红军采取观望态度，拥兵自重，保住地盘；但他又慑于常凯申掌握着民党中央党政军大权，不能明目张胆违抗命令，索性“阳奉阴违，避实就虚”。
陈济棠表面“服从”常凯申的调动，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常凯申的粮饷军械；暗地里却又扶持红军，给红军送去子弹、药品、食盐、布匹等，加强红军的力量，对红军作出种种友好姿态。
这样才有了后面与红军的一系列秘密交往，他此时已经发现工农红军真的只是借路通过，红军也保证不侵入粤省境内，双方自然皆大欢喜。
为了表示诚意，陈济棠还令粤军秘密向红军赠送步枪子弹1200余箱，食盐及医药用品等大批物资，由第四师负责运送至乌径附近交接。
又严令属下做到对红军不主动射击，不主动袭击和出击，与红军友好互不侵犯。陈济棠对罗塘协议颇为满意，还频频对心腹称之为“保境安民”之举。
可是协议虽好，但执行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为了不让常凯申知道这条协议，陈济棠只把这协议下达到旅级以上军官，而团以下的军官并不知道协议内容，却又要让他们去执行具体的协议，自然会出现一些摩擦。
常凯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东南起于安远、信丰，西北迄止赣州、南康、大余间，以桃江为天然屏障，南北长约120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
防守的自然是陈济棠的粤军，初开始时，粤军守军并未被传达红军和粤军的罗塘协定，双方打得很凶，战斗极为激烈。
但是到了10月中旬，陈济棠秘密下令放水，于是红军轻易就越过桃江，由大余县进入崇义县，再向湘省进军，第一道封锁线宣告突破。
与此同时，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全面突围的二十一日，常凯申并没有收到明确收到的情报，对红军的突围线路也无从了解，弄得常凯申也一筹莫展。
陈济棠二十二日明知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突围，但他故意将这一重要军情报告隐瞒了下来。使得常凯申在这关键的几天内对中央红军的动向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只是一昧地说：“红匪有可能西窜，各部须加紧进剿云云”。
直到二十五日，空军派出的侦察机在粤赣湘边界的大山中发现了大规模的红军部队，数量在十万左右，正向湘省方向前进。
随后，飞行员拍下的航空照片送到常凯申手里，常凯申这才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破民党军的围剿，跳出了常凯申尽心布置的包围圈。
常凯申痛感困惑、愤怒以及被愚弄的复杂心理是无法向人倾诉的，超过五十万人的重兵围剿，一万多个碉堡的严密封锁，花费巨资购买的无数飞机大炮，伤亡十几万官兵，耗时数年之久的筹谋，结果却是红军轻而易举地突出他精心设置的重重包围。
憋屈、郁闷、愤怒，种种心情让常凯申头痛欲裂，莫非红军自有天助不成，他心慌意乱地胡思乱想着。
当然，常凯申最后还是没有认命，他当即对社会各界开出了对红军首脑的巨额悬赏。常凯申无疑是最懂得毛润之对中国工农党的价值的，悬赏公告上宣示：“生擒朱毛者，赏洋十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五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得怀等以下者，各赏洋一万元。”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常凯申召开军事会议，发布了把朱毛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
同时，以南昌行营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重新更改的“赏格”：“生擒毛朱毛者，赏洋二十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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