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源的兴奋当然是有原因的，谁不知道盐是个好东西？
自有王朝统治以来，这玩意便是由国家垄断的重要民生物资之一。几乎每个王朝都会实行食盐专卖制度，盐铁粮茶这些垄断的基本物资每年都会创造出巨大的利润，给朝廷带来巨大的收入。
偏安于江淮的南唐自然也不例外，私盐的贩卖是被绝对禁止的，只有由朝廷进行专卖。
但即便如此，民间私盐的贩卖依旧屡禁不绝，如同去岁李源在楚州的亲身经历，那些私盐贩子就算冒着砍头的危险，也依旧进行着私盐的贩卖活动，因为利润着实可观，而不少皇族以及高官也会为之庇护甚至亲自参与其中。
南唐的产盐地却是普天之下皆知，淮南，便是周世宗柴荣拼着命也要打下的江北十四州之地，诚然，这块人口富庶、贸易发达的地方有着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与战略价值，但更重要的是，能否取得这块珍贵的产盐之地，甚至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气运与未来。
在后世的历史记载中，自从李璟失了江北十四州后，南唐只能每年付出巨大的代价反过来去向周国买盐，以维持宫廷与民间的生活所需，经济贸易一蹶不振，国家财政可谓元气大伤，也极大动摇了军队与百姓对于朝廷的信心，没了土地没了钱，缺了人口缺了盐，这也是南唐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邹老汉嘴里听闻澧州有盐井时，李源心里极为震惊，至少在他所知的真实历史里，楚地也就是湖南之地产盐，也是等到清朝灭亡五六十载之后。
历朝历代“例食淮盐”，靠水运逆流输入，极为不易。淮盐的总集散地在南唐东都府扬州的十二圩，从十二圩到淮南盐场约两千里许。
盐船自十二圩出江，过国都金陵下关码头，接着逆长江西上，经鄂州入岳州约两千一百余里，再转运到全国各地，平均水路里程也有七八百里，这样算下来，若是淮盐入楚，平均水程实有五千里之辽远，可谓是“粒粒皆辛苦”矣。
楚地食用淮盐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清朝中后期，那时的满清朝廷考虑到湘西、湘南皆山区，道路崎岖，私盐泛滥难禁，随着粤盐与川盐的兴起，又给湖南划分了粤盐区和川盐区。粤盐销区在南岭北的湘南山区，包括郴县、宜章、永兴、资兴、桂阳、耒阳、嘉禾和蓝山等十余县。
粤盐入湘有两条主道，一条从广东乐昌的坪石北江码头卸盐，靠人挑骡运翻越南岭山脉至宜章，走九十里青石板路到郴州再入耒水；另一条从广东连州的连水星子码头卸盐，也是人挑骡运翻过南岭至临武北江的水东码头上岸，或至桂阳的舂陵江舍人渡码头北上衡阳入湘江。
川盐并销区主要是湘西等地山区就近购食川盐，后来澧州也划入了川盐并销区。
但从销量来说，淮盐还是占了八成，粤盐和川盐各占了一成左右。
一句话，无淮盐，楚地难续，天下难续。
说到盐价，今南唐正值保大年间，由于江南战乱少，人口富足，劳力较多，粮米价格算是低廉，但盐价却始终居高不下，哪怕自身产盐。
以金陵为例，保大十年金陵粮价一石糙米只有二百文钱，一匹普通的布的价格也只有四百五十文，已算是便宜惠民了。这就是为何大多数南唐百姓，全家只要努努力，但凡每月只要有一两贯的进账，便能保证全家上下吃饱穿暖的原因。
但还是在金陵，盐价每斗却已在三百文上下，也就是说，每石盐的价格在三贯左右。别小看这一石三贯的盐价，这年头可食用的东西不多，人只能在调味上动心思，口味往往较重，甭管南北都喜欢吃腌制的食物，这就导致了食盐消费量的庞大。
单单国都江宁府金陵一地人口，不算权贵阶层，普通百姓一年便得消耗粗盐将近五十万石。也就是说，仅仅金陵一地，每年普通百姓消费食盐这一项便要花费一百五十万贯的收入。
这还仅仅是金陵一地的普通百姓。自唐朝以来，军队里士兵供给的食盐标准比之普通百姓高出一倍，算上金陵的禁军以及附近拱卫国都的兵马十万上下，这些士兵每年消耗的食盐在五万石左右，这便是十五万贯钱的消耗。
再有，若以为只是人吃盐，那就大错特错了。牲口吃盐的数量也是极为庞大的。特别是军中的战马，马无盐奔行无力，和人一样，要想有气力，必须要吃盐。
南唐延续唐律，从枢密院规定的马盐供给条例便可见一斑：“马盐，一马日支盐三合，一月九升，六个月五斗四升。一军马日支盐三十七石五斗，一月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六个月六千七百五十石。”
（注：十合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石。）
所谓“一军马”数目相当于一万两千匹战马。南唐通过海上贸易，光是金陵一地所饲养马匹便超过五万匹，所以，仅仅是军马食盐这一项，金陵一地又需要两万余石，那也是六万贯的巨款。至于百姓养的猪羊牛马等牲口食盐便也不用去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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