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宋太祖在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还出现了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以武定状元！
宋太祖在一次主持科举考试时，出现了个难题，考生王嗣宗与陈识齐在御前争状元，争得脸红脖子粗，各不相让。
太祖甚感为难，两人文章写得都不错，难分上下，看看左右大臣，意见也不统一。
太祖想了一会，觉得既然文采方面二人不相上下，那么便看看谁的武艺更高强吧，于是说道：“要不你俩打一仗吧，谁赢了谁就是状元。”
太祖话音刚落，只见反应快的王嗣宗上去一巴掌把陈识齐的帽子打掉在地，急忙跪在皇帝面前道：“臣胜之。”
太祖龙颜大悦：“行，你就是状元了。”遂以王嗣宗为状元，陈识齐为榜眼。
在宋太祖时期，总体来说，文武还是相对比较平衡的，宋太祖打压武人，那是帝王之术，那个时期的武将集团对于文官集团还是处于优势的，打压武人有利于国家的安定。
等到宋太宗继位后，弄死了吴越国主钱俶，继而将吴越之地收入囊中，此后又将北方的北汉给吞并了，似乎觉得自己的文治武功一点都不比好大哥差，于是开始飘了。
第一次北伐，喜提高粱河车神；第二次北伐，又遭重击！
高粱河车神在继位之前一直做的都是文职工作，可以说是文官集团的代理人，又是经历过五代十国混乱局面的，十分的担心遭受失利的自己会受到来自武将集团的反噬，于是开启了疯狂打压武人模式，杨无敌就是这个模式下的牺牲品。
本来赵宋的武将集团经过了两次北伐失利，已经遭受了重创，回国后还要被皇帝和文官集团联手打压，于是天平逐渐倒向了文官集团。
宋真宗继位后，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赵宋开始进入和平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武人的作用小了，而文人的作用大了，文官集团也开始壮大了，宋真宗那首着名的《劝学诗》便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标志着文官集团已经开始全面压制武将集团了。
宋仁宗继位后，文官集团已经做大，成为了既得利益者。
宋仁宗有感于文官集团与武将集团之间已经失去了平衡，开始大力提拔武人，狄青、种世衡便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宋仁宗是出了名的仁慈。
大家都知道，仁慈是个褒义词，但是有句话说得好“慈不掌兵“，不要说帝王了，就是个普通人想要成功，杀伐果断都是必要的条件。
利益集团上蹿下跳，有恃无恐，反正皇帝仁慈不杀人，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像狄青、种世衡这样的事，放到汉武帝身上试试看！
咸平年间，真宗曾两度要朝臣讨论设置武举，但是在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之下，并未真正建立制度。
宋仁宗在大力提拔武人的同时，于天圣七年下令复行武举制度。
宋仁宗的设想很好，恢复已经停摆了百年的武举制度，使得武人有报效国家的途径，而且也十分希望武举能像科举一样，带动民间的习武之风，改善武人的社会地位。
可惜宋仁宗还是太年轻、太仁慈了，不知不觉间便被文官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
恢复武举是文官集团提出来的，说是忧心军事人才不足。
老百姓都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那是没安好心。文官集团好不容易压制了武将集团，难道突然间圣人附体了？
让我们来看看文官集团的骚操作吧。
富弼在景佑元年上书仁宗，指出当时的国家情势是“文既富矣，武未甚备”，一旦发生内乱或外患，都将导致极大的危机。
等到宋仁宗同意并恢复了武举，文官集团便开始强调制举中的武科或武举取士都无法录取到人才，由于当时“重文雅而轻武节”的风气（这股风气是谁带出来的？后面细说！），参与制举的现任官员无意于武职，制举的武科根本无人应考；而武举测验射箭与骑术的做法，只能挑选出优秀的士卒，也难以吸引才德之士。
宋仁宗一听，说得有道理啊，该怎么办呢？
文官集团指出既然现有的制度并无用处，解决之道在于朝廷在平时必须逐步培养军事人才，使国家能有足够的将帅随时应付变局。
富弼因而提议设置武学：文科学校与孔庙结合，武学则设于太公庙内；文士之学根基于五经，武士之学则以太公、孙子等人的作品为根本。
所以说军校在中国早就有了，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宋仁宗并没有立即采纳富弼的构想，那是因为仁宗虽然已经认同了文官集团的说法，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还是留点时间仔细考虑考虑再定。
对西夏战事的连番失利终于促使宋仁宗设立武学的决心，基于对将才的渴望，庆历二年十二月，仁宗下令朝臣荐举适任武学教授的文、武官各一名。次年五月，正式宣布设武学于太公庙，以太常丞阮逸为武学教授。
于是问题就来了，武学成立后无人入学就读，以致无法运作，简单的说就是找不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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