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贞“贪浊”财物却是为了心中的“大志”。
他早先的“大志”是保命，现在则不是了。不管是保命，还是现在的大志，都需要钱。
百姓不易，生活艰难，他不能从百姓那里“贪浊”财货，只能私留缴获，反正这些缴获即使上缴到朝廷也只会被朝吏们分了，即便落下稍许分给底下州郡县，供以赈济民间，又也会被州郡县吏从中间过一次手，最终落到百姓身上的不过星星点点。与其如此，还不如由他来用。
又从“贪浊”想到了出颍川来的见闻。
早前在颍川的时候，因为颍川的士族多、名士多、党人多，在颍川为吏的郡守、令长尚还算不错，虽有贪浊残民之事，不至於比比皆是，百姓尚可勉强度曰，可当他走出颍川，历经数州、数郡，沿途所见，耳闻目睹，却发现处处一派乱世之象。
上有天子卖/官，下有州郡残民，诸侯王弃祖宗打下来的江山弃之如敝履，仓皇逃遁不顾，朝廷向叛军赎回俘王，百姓有冤屈无处可诉，哭号於道边看着贵人们趾高气昂、鲜车怒马地扬尘驰去。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就如赵云说的：“如果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甚至会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就将会礼崩乐坏，到了那个时候，海内必将大乱”。现今已是君无君像，臣无臣状了，群盗蜂起，百姓怀怨之时了，这天下如何不乱？
荀贞心道：“这大概就是乱世气象，国将不国了吧。”
他不知道在下曲阳战后阎忠曾密劝皇甫嵩造反的事情。
他如果知道，肯定会佩服阎忠的远见卓识。
天下之大，有远见卓识的不止阎忠一个。
如果说在黄巾乱前，人们还只是担忧天下可能将要生乱，那么现在，在目睹眼见了汉室、朝廷种种的倒行逆施、末世气象之后，却有许多人已看出这“天”恐怕是真的要换一个了。
事实上，就算是拒绝了阎忠建言的皇甫嵩又何尝没有看出呢？
他要是没有看出来，他怎么可能会摆事实、讲道理地给阎忠讲了三个拒绝造反的理由？他的三个理由是：“创建大功，不是庸才所能做的”，“我麾下的步骑新结易散，难以济业”，“虽遭黄巾之乱，但天下的百姓没有忘主”。
他这三句话的次序很有讲究。
第一句是我不是这个材料，第二句是我麾下的部卒也许不会听从我的命令，第三句是百姓未忘主。第一句话是谦词，重点是在后两句上，“兵卒不堪用”和“民未忘主”，并且他把“民未忘主”放在了“兵卒不堪用”之后。他看似拒绝了阎忠，而实际上却是认同阎忠的判断，也认为汉室将亡了，只是就目前的可客观情况来说，他难以成就伟业。他看到了汉室将覆，他同时也看到了汉室不会那么快的覆灭，所以，他宁愿“委忠本朝”，“犹有令名”，尚且还能得个好名声。要说他不认同阎忠的判断，有大把的表示忠诚朝廷的话可以说，绝不会说出“犹有令名”四个字。这四个字透出的是知事难为，故此退而求其次的意味。
……
诚如戏志才所言，在当今之世，怯懦、贪浊，名声虽然不好，还不至於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是真的罪无可恕、千夫所指，那邯郸相、邯郸荣父子也不会还有意振作家声了。
荀贞收回因“贪浊”而散发出去的思绪，把正题落回到中尉主簿和邯郸氏的身上，对戏志才说道：“志才，确乎如是，於当下言之，贪浊、怯懦确不算是大的过错。”
戏志才想及当今之世的种种乱象，亦是百感交集，他叹了口气，放低了声音，说道：“贪浊、逃归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邯郸氏能为君所用，什么都好说。”
戏志才是寒士出身，平时亦不拘小节，往昔在县中颇有“负俗之讥”，在选人用才上，他自不会拘泥於“名声”二字。要说起这方面，荀贞与他很是一致。
乐峻的兄长乐彪是个现实的人，故此与段聪结交。荀贞与戏志才也是现实的人，他俩虽不会主动去和阉宦子弟交往，可在用人却也是不会只看出身。荀贞用人的标准只有两个：“唯才是举”和“唯有用是举”。只要这个人有才干或者有用处，那就用。
当然，现今之世，士子间互相品题、彼此标榜，对这个世风荀贞却也不会毫不顾忌。所以，他让荀攸去与乐峻交往。令荀攸去和乐峻交往以求其名，辟除邯郸荣以求其实。
荀贞心中已经决定辟除邯郸荣为中尉主簿，想起戏志才方才说邯郸氏之所以可以用是因为三个缘故，戏志才到现在为止只说了两个，因问道：“志才，其三为何？”
“其三者，便是邯郸荣这个人了。”
荀攸问道：“邯郸荣其人如何？”
荀贞见过邯郸荣一次，说道：“我上次在乐彪家中，虽然与邯郸荣只是於席中相见，一面之缘，可观其言谈举止，此人甚是爽朗，人聪明，有果决气。”
荀攸颔首，说道：“刚健敢行、聪明有果决气。如此，其人可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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