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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的晚上，京城中各大衙门前都排起了送礼的长龙，与灵济宫隔了一条街的宣城伯第园也是一样，而两街之外的太仆寺则只能算寻常。虽然王尊德早早便吩咐家人在官邸门口贴好了承装拜帖的红纸口袋，家中甚至连录名的纸笔都没有准备，但还是免不了有心人专程前来送上一份贺仪。
当然，正旦之前也不能说王家就完全没有妆点，该有的门神、桃符、鬼判、春帖还是要有，门旁的将军炭也一样要放上两个，二两银子一套的草里金（注：金银做成的葫芦头饰，豌豆大小，工艺精美，有钱人家过年时戴在头上，一般要二三两银子一对）没舍得买，但乌金纸做的闹蛾（以乌金纸做成的飞蛾、草虫、蝴蝶头饰，有些人甚至戴满头）却也备了许多。
要说与往年不同之处，恐怕也就只有墙上的那幅挂历了。
从广东来的澳洲挂历是年节前几天才刚刚出现在京城市面上的，这种印刷精美纸质厚括的月历一经面世便得到了市场的青睐。
顾子明搞出来的这样新产品充分体现了他的商业头脑与主观能动『性』，形制以大明如今使用的大统历为底本，挂历上的『插』图则是精心挑选的十二幅‘澳洲名胜’图画，甚至明年他还打算选出十二名江南名『妓』画成美人图，有了今年的先例，到时恐怕就会是各家『妓』馆拿着银子来求了。
印制挂历的油墨和纸张全都来自文莱总部，这得益于这一年多来元老院在化学工业上的成果，而采用石板印刷工艺的工厂则设在了三亚，这项新兴产业既能给三亚当地人带来足够多的工作和商机，让新近归附的黎民、疍户得以安稳，自然也更加衬托出了傅小飞本人的工作能力。
从有了这个想法到付诸实施也不过数月时间，连顾子明自己都对这效率颇为满意。当然，收益也极为可观，按照粗略的统计，油墨、纸张和运输的成本加上刻制石板与印刷、装订的人工，试水的五万本挂历每本投入至多不过一分银，低得顾子明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些挂历光在广东每本就能卖到七分银，沿着运河北上，等到了京师居然能卖出一钱的高价。
这也难怪，毕竟这挂历不光印制精美，上面也有节气时令和皇帝、阁臣、大儒、名宿等重要人物的生辰祭日标注，更有不少养生育儿的文字与各地民间的见闻，说是一部微缩的百科全书也不算错。
更妙的是此事虽为顾子明首倡，但全程万通行并未经手，都是由傅小飞在三亚直接做得后再就地发卖给途径琼州的福建私商。虽然每本只要四分银的批价，比不得在广州赚得多，但也是数倍的利润了，为了规避内地禁令还打着个专供安南的旗号。但鬼知道有多少是真流入了安南，还有多少是走私到了大明北方，事实上五万本挂历的确是在年前发卖一空了。
如今看来不少散货也赶在年前被那些商人陆续运到了江南和京中，听闻因为内容丰富有趣连宫中的妃嫔和内官都有买了去的，毕竟养生与育儿恐怕永远都是后宫的两大主题。
此时历书不比其他，在大明是明令禁止私印的，每年官印的黄历还要加盖了钦天监的大印才能统一发卖，印制私历的皆以违制论处，放在国朝初年是真要杀头的。只是官营的黄历一本要价往往要数钱银子，嘉靖以后律令又渐渐松弛，民间私印的尤其如福建等处也多了起来，一年数百上千万本的市场总有人想来分一杯羹。
只是如这次这般商家们也就较为小心，市场上此物名字也不带一个历字而是叫做月份牌，推销给客人时更说是方便行商的大户与求学的士子在上面记录重要事情。由其是商人，若是有个应收而未收的账款，写在上面也能一目了然。
虽然此物在王星平看来还很简陋，甚至套印的四『色』细看还有不少瑕疵，但彩『色』印刷品此时本就稀罕，工艺上比之江南那些书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已经能让王尊德辈眼前一亮了，这一本听说便是有下属专程买来孝敬。
更况京师的澳洲货并不止这一种，如今广东版的图书北京已经能见到不少，就拿《封神演义》来说，完整的一套大明书商刊刻版市价要纹银二两，还分为许多卷册，实在不便。万通行新出的版本则全是小字，虽然书册厚重了些却是单独一本，而且纸张挺括文字精细且有句读，最最紧要是如此一部书只要纹银五钱，不到原来三成。这些日子，正阳门内的汪谅家金台书铺，大明门东礼部门口的永顺书堂，王星平陪着不止一位友人在这些书店中见到原版书和‘盗版’澳洲书堂而皇之的摆在一起发卖的情形，然而尽管原版封面都盖着‘如有翻刻，千里纠治’的大红印章，但究竟谁像盗版却是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形。
他有时甚至觉得未来如果大明不与元老院开战，那些印书坊也会想要打上一仗的。
至于其他多『色』套印的澳洲画谱、小说与游记则更是好卖，加之先已流入京师的澳洲水银镜、放大镜和数量不算多的国士无双酒，这个年节倒也别有了一番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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