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前面有把朱翊钧的岁数写错了，已修订】
王星平没想到张喜鹊给他带来的第一个消息竟然是皇帝的死讯，而事实也正如他的言之凿凿，深夜入宫的阁辅重臣们并未放慢朱翊钧离开的脚步，大明的天子终于没能等到他的第五十七个万寿节。
万历四十八年（西历1620年）七月二十一，大宋第三帝国圣历3691年8月18日，年仅五十六岁的大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在经历了常年的病痛折磨后停止了呼吸。
虽然礼部并未鸣钟宣鼓，但翌日发丧之后整个京城依然染上了一层肃杀气氛。
朱常洛以皇太子身份前往奉先殿祭告大行皇帝宾天，之后帝国的一切章程便都在礼部『操』持下铺垫开来。
在京的文武官员凡有品级的全都换上了白布园领、黑角带和皂靴，挨次前往思善门外哭临，之后就在各自衙门宿歇。
从二十四日开始的七天，在京官员们要各着斩缞服『色』（注：斩缞是‘五服’中最重的丧服，是用最粗的生麻布制作，断处外『露』不缉边，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依然是每日要到思善门外哭临。其中显然也有虚应故事之人，故而礼部又特意按照朝廷仪制规定了举哀声的次数，每日需得放声哭满十五次方才作数。
也是到了二十四日这天，京师内外的宫观寺庙才开始鸣响祈福的钟声，一直要敲够三万杵方罢。
而早在两日之前，王星平便已换上了一身刚刚置办的素服麻鞋，用白布缠了头巾。作为一名新到京城的国子监生，他也未曾想到自己是以这样的形象完成的报到。
与官员服丧一样，凡是在京听选的举人、进士以及国子监生也都要到顺天府朝阙哭临，只是不如礼部对官员要求那般严苛，只要不做出明显不合时宜的举动，便不会有人去多管这闲事。
至于其他吏员和僧道坊厢军民人等，虽然朝廷没有严格要求，但无论真心实意还是妆模作样前往各衙门前为皇帝哭丧的也不在少数，尚未到入冬时节，整个京城已是放眼的茫茫白『色』，按照礼制这些人也是要着素服满十三日的。
也好在皇帝的寿宫早已完工，这样的情形只需要持续到二十七日后服满，而随着前往各地报丧的消息，整个大明也都将陷入一片哀伤的情绪之中。
农历七月二十五庚子，文武百官军民耆老人等奉笺劝进，隔日再进，再一日又进。等三辞三让的过场走完，钦天监才最终定下了了八月初一的登极大典。
礼部汇集群臣在经过了连续三日的礼仪演练之后，皇太子终于于八月初一的午时正式即位。
是日一早遣官祗告天坛、宗庙、社稷不表，朱常洛又按礼制具孝服亲诣大行皇帝和孝懿皇后几筵前告受，然后才换上代表皇权的衮袍冕服再行了五拜三叩大礼，这才在文武群臣的簇拥下于文华殿内正式登基，之后鸿胪寺和礼部的官员持诏书自午门出登承天门昭告天下，宣告大明帝国终于又有了一位新的统治者。
新皇登基之后马上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尽罢矿税，万历末年虽然朱翊钧派往各处关衢矿山的税监收敛了不少，但并未真正罢却。对于此事恐怕也是大行皇帝的遗诏交代，是要借此买好文臣同时也是给内些忠心于皇室的内官一个退路。诏书颁下自然是朝野欢腾，而在王星平看来这却并不算得什么好主意。
过去矿监税监虽然利用手中权力盘剥地方，但好歹为皇帝收来了真金白银，因此内帑才不止亏空。纵然这其中税银恐怕一多半都入了太监们的腰包，但总还给内库积存下了不少，换作文官们主持难道就不会借机聚敛？可能的确有些人是出于公心，但更多的恐怕不过是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的心思，而眼下所知打着这些税监们退去后空缺主意的便不在少数。
朱翊钧可能的确不喜欢朱常洛这个意外而来的皇长子，但到了弥留之际总要为祖宗社稷做一番考虑，也许在他看来这种帝王心术能帮助自己的儿子让这个帝国快速回到正轨，与文臣们斗了半辈子气，到了最后他还是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与自己一样。
第二件则是输饷辽东，皇帝大行前只答应了给辽东再加三十万两饷银，而皇帝一死，朱常洛便大笔一挥，答应给辽东前线送去二百万两银子，而且还附带了两个条件，一是专门划拨了五千两的运费沿途支用，再有便是要各部不得擅自入库挪为它用，银子一到前线即行下发。这一消息传出，无疑会对前线的军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
当然这在王星平看来同样是不那么以为然的事情，二百万两银子不是小数，若是天家之前就能如此大方何来后面的糜烂。现在已经成了这样局面，还非要找个新皇登基的由头，也不知是朱常洛明事理还是朱翊钧生前刻意安排。
但以王星平想来，若他是前线军士，看到这样的消息恐怕也未必会生出多少用命的心思，而只会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思，拿完了银子呼几声万岁，然后该干什么还是照旧。何况王星平也不相信单凭新皇帝的严令那些地方官们就不敢于中上下起手，光是一个文武不和便能让多少人于其中钻了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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