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职和品级，长芦盐运使崇厚都比韩秀峰高。
然而韩秀峰不只是京官，也是奉旨巡视海防的钦差，用百姓们的话说是“见官大三级”，所以崇厚要按规矩前来拜见。
都是从“厚谊堂”出来的人，之前却从没见过，更没打过交道。但有恩俊在，二人并不觉得生分，寒暄了几句就说起了正事。
“韩老弟，皇上可算把您给派来了！不怕老弟笑话，愚兄这运司做的是心惊胆战，自打收到西夷犯广州的消息到现在，愣是没睡过几个好觉，真叫个夜不能寐啊！”
“一日三惊？”韩秀峰苦笑着问。
“所以说有时候真是知道的越少越好。”崇厚轻叹口气，放下茶杯忧心忡忡地说：“叶名琛做不了主，也不敢擅自做主，西夷早晚要来。可大沽口南北两岸就四座还是道光二十年修筑的炮台，拢共就一千多绿营兵和四十多尊锈迹斑斑也不晓得能不能用的铁炮，靠这点兵和这点炮能挡住西夷吗？”
韩秀峰能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西夷的炮船一旦闯入大沽口，在直隶总督、直隶布政使和京营的援兵赶到之前，皇上一定会下旨命他这个盐运使总揽海防事。
到时候既不能擅自跟西夷会晤，更不能私许西夷提出的条件，同样不能趁西夷立足未稳打西夷个措手不及，只能坐等西夷先开枪开炮然后再回击。
且不说失了先机这仗能不能打赢，就算他能做主什么时开打，能把握住先机，靠大沽协的这两营兵也不是西夷的对手。
想到这些，韩秀峰低声问：“地山兄，皇上不止一次降旨命天津镇总兵小心戒备，他为何还如此松懈？”
提起这个崇厚一肚子郁闷，无奈地说：“老弟有所不知，前两任总兵官都是署理的，最久的干了不到一年，大沽协副将同样如此。现在的总兵官和大沽协副将连署理的都不是，而是护理的。这官能做几天都不晓得，他们哪有心思操练兵马加强海防。”
“将换的太频繁了。”
“简直跟走马灯似的，真叫个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乌勒洪额呢，乌勒洪额在忙什么？”韩秀峰想想又问道。
跟韩秀峰崇厚没任何顾忌，直言不讳地说：“皇上命他署理长芦盐政，不只是让他监察我长芦盐务。可他倒好，海防的事儿一概不问，只知道盯着那点盐税，只晓得采办贡品，张罗进献。好多贡品在天津采办不到，前些天甚至差人去苏杭采办。”
朝廷早下旨免除了各地的进献，但长芦盐运司、两淮盐运司和江宁织造、苏州织造等衙门并不在此列。
按例长芦盐政每年要进贡四次，分别是年节、端午、皇上生辰和皇太后生辰，贡品主要是丝绸、玉器、瓷器、家具等等；除了这四次例贡，每年还要进献古玩、雀鸟、花卉、果品、食物等七八次。有些贡品是固定的，比如每年四月要进呈雀鸟四十笼、佛手五桶。
皇上每年都收到不少进献，可事实上只会看一眼贡品清单，有时候甚至连看都不会看，更别说用了。那些花大笔银子置办的贡品，说是登记造册进了内务府库房，其实最终都到了内务府官员甚至胥吏的家中。
乌勒洪额是从内务府出来，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却依然把进献当作头等大事，可见是个“会做官”的。
再想到进献确实是件大事，韩秀峰实在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干脆换了话题：“地山兄，其实您大可不必为这些事担心。”
“此话怎讲？”
“您想想，西夷真要是大举来犯，靠大沽口两岸的这四座炮台，靠大沽协这两营兵抵挡得住吗？换言之，真要是有战事，靠得是援兵！”
“大沽协如此，督标、镇标也不见得能好多少。”
“直隶督标、提标和镇标指望不上，不是还有京营，有蒙古马队嘛。”韩秀峰笑了笑，接着道：“都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绿营也好，八旗也罢，之所以废弛，我看这毛病出在根子上。只要换个统兵之人，再想想办法把粮饷接济上，我估摸着还是能跟西夷打一仗的。”
“韩老弟，您是说僧格林沁？”
“现而今只能指望僧王了，他在京城也没闲着，只要一得空就去南苑操练马队。更何况皇上并非一点准备没有，不然也不会命秀峰来巡视海防。”
“可光巡视又有何用！”
“有用，有大用。”韩秀峰喝了一小口茶，耐心地解释道：“这么说吧，僧王在京里加紧操练兵马，而我呢则是来打前站的。打仗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做什么样？”崇厚下意识问。
“兵部的舆图还是乾隆朝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要是再靠那会儿的舆图行军打仗简直是儿戏。所以咱们不但得赶紧重新绘制一份舆图，还得召集人手好好勘察下海河走向有没有变，各处河道究竟有多宽，水究竟有多深，尤其大沽口和北塘的地形水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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