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府、州、县学的普遍设立始于洪武二年，是年“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于是各地纷纷设学，并规定：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地方学校教官或由下第举人充任，或由贡生充当。有时亦调拨国子监生充任。学生名额，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后由于要求入学者众多，遂增加名额并将生员分为三类：初设食廪者为廪膳生员，增广者为增广生员，于二者外又增取若干为附学生员。
地方官学学习内容，洪武初年“令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洪武二年又重行规定，计分礼、射、书、数四科，颁经史礼仪等书，要生员熟读精通，朔望又须学射于射圃，每日习书五百字，数学须通《九章算术》。地方官学亦订有严密的考试制度，月考每月由教官举行一次，岁考、科考则由掌管一省教育行政大权的提学官主持。
地方官学对生徒日常管理亦相当严格。学生平时德行表现，均有稽考簿记录，内容分德行、经艺和治事三项。考查分为三等。凡三项皆长者，列入上等簿；长于德行而短于经艺或高于治事者，列入二等簿；经艺和治事皆长，而德行或有缺陷者，列入三等簿。生徒在学十年学无所成，或犯大过者，有如国子监生，罚充为吏并追徼学费。
自明朝设立庐州府以降，合肥作为府治和首县，官学兴盛。当时学子若能进入府学和县学读书，便算是摸到入仕的梯子。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学子的共同梦想。
庐州府学，始建于唐朝会昌年间，宋朝时一度改为景贤书院。和州、县官学的生源不同，书院的招生对象一般从童生到举人兼收，学术地位越高的书院，贡生、监生、举人越多，而学术地位低的书院则以童生、秀才为主。
庐州城的书院虽多却独有景贤书院是其中“典范”。景贤书院规模宏大，自南向北依次建有棂星门、泮池桥、戟门、月台、大成殿、明伦堂等，另有配殿、礼门、崇圣祠等附属建筑，大成殿里供奉至圣先师孔子位，两厢配颜子、孟子等人之位。
自创建以来，景贤书院一直是庐州学子、书生，乃至学者、清官们流连忘返、研疑解惑的场所，留下了姚铉、窦默、蔡悉等众多庐州名人的足迹。
整个庐州府的考生，考试之前一定会拜谒文庙，过状元桥、跪拜孔子牌位、爬笔架山、喝状元井水，祈求考出个好成绩。
目前的庐州，有点脱离了古人传统的范畴，在城内章子俊只是修路，不拆建，原因是一坐破败的草屋可能是庐州书生的供奉之地，一棵树也可能是某些人心目中的神往之地。所以把建设重点全在城外无主荒地。
在章子俊看来，无非是平整一条“路”出来，两边搭建成排的平房，屋后留一个菜地园子，就像以前穿越前七八十年代农村低矮小平房，可在此时明朝人看来，可不得了，虽然所建不是精舍，却有着许多精舍房的要素，砖瓦结构，水镜地面，奢靡的玻璃窗户。
章子俊所出的玻璃只是一块三十公分见方的小玻璃，原因是制作模具有关，铁制的模具大了，重却平整度不好弄，还有玻璃做大了容易碎，不过这样大小的玻璃镶嵌在窗户上，立马就会变成高大上。
新材料“水泥”的出现，直接改变了营造工艺，也改变了明人的生活方式，目前王小姐，对了应该称章夫人王氏管理的实业，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炼铁作坊，规模不大，二只小高炉，一只实验炉，做不大的原因是银钱的缺乏，另一个就是铁矿石原料跟不上。和炼铁作坊一起的就是“水泥”厂，窑炉绵延三里，直接排满了河岸，相隔不远就是玻璃作坊，也是起了三只窑炉，就在玻璃窑炉边上正在营建更大的窑炉，此种窑炉明人很熟悉，窑炉沿着一个土坡建造，跟那些砖瓦窑差不多，此窑炉是用来专门烧制瓷砖及卫生洁具，因为有了水泥，瓷砖的贴合就成为了可能，变成了一种实用的商品，将会大方异彩。可是难度在于精度上，在制作坯料时，要做到模具的统一，这样才能保证每一块瓷砖大小一致，可是古人常用的精度寸到分后就没了，缺乏对于毫的概念。
瓷砖的模具是一块木制整板，被分割成九宫格，要求每一格的尺寸相同，这样在脱模后就能保证瓷砖的大小一致。
在卫生洁具方面章子俊总算找回了抽水马桶，不管是坐的还是蹬的全要做出来，为了能用上，还专门烧制瓷管，另外又做了尿壶、洗脸盆及瓷地砖，章子俊原本不想着做马桶的，原因就是没法自动上水，这可难不到古代工匠，用人工添加水不就解决了吗？也是，在古代人工是最便宜的，这种卫生洁具往后主要是为大户人家使用的，家中都有丫鬟佣人，这样就简单化了，洗脸台盆也不需要有孔洞按水龙头，只是一个排水孔木塞子就解决了，下面用瓷管子接上，水从瓷管子排到地下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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