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翦有四个儿子，除了嫡长子平西将军王贲以外，其余几个儿子都从了政。显然王老将军深知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包括王贲在内，王家的几个儿子都已经成年，因此没人在老宅里住，只能由家老迎接。
说起来王贲还是扶苏的亲戚。王贲尚了公主，也就是嬴政同父异母的姐姐，因此扶苏应该叫他一声姑父。
之所以成年儿子都不在家里住，是因为昭国变法以后，国法规定，每一户不得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丁住在一起，否则要加征数倍的税金。
这被称为小户制，其目的是遏制昭人原本习以为常的大家族主义，改变国人只知族规，不懂国法的陋习。
孝公变法以前，老氏族各家族长权威深重，与楚国相似，族长虽无官无职，但仍对在朝堂上身居要位的族中子弟有生杀予夺之权，因此对昭王的权威是极大的挑战。
常有国法不责，却有族长行家法刑杀重臣的案例发生。对私刑严格禁止的商鞅与孝公自然都对此深恶痛绝，于是就提出了“小户制”这样一个釜底抽薪之计。
小户制造成的大族分裂，就是为了使人民忠于国，而非忠于家，将族长的权威与势力从根本上进行了限制，再无力对抗国法。
不用说也知道，治国先齐家的儒家对此也是捶胸顿足的。东汉两晋南北朝的世家门阀林立，与豪绅一起上欺帝王，下压百姓的格局，才是他们乐于看到的。
当然，由此导致的土地兼并、自耕农被逼为农奴、家富而国穷，无力抵挡北方游牧入侵、寒门子弟无法出头等问题，在儒家大义下，都是小瑕疵罢了。国家亡了又如何，家族存续才是硬道理。
直到了唐太宗时代，李世民仍然对当时“恨不能娶五姓女”的风气厌恶不已，却无可奈何，毕竟嫁公主都被退婚。气得唐文宗都发出“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的感慨。
但在昭国，敢于挑战君权的大族，早就死绝了。渭水河畔，商君一日刑杀七百人，渭水为之发红。商君借此早将“国法昭昭”四个血红的大字刻在了所有国人的骨髓里，无人敢有片刻忘怀。
即便昭法禁止，但仍有一些家资豪富的大族，宁可多缴纳几倍的税赋也要享受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或者即便是分家，分出去后也住得并不远，例如郿县的孟西白三族，虽然分家，然而实际上全族都挤在一起。这是人的社会习性，同类而聚。
但是对已经站在武将最高点的王翦，罚税还是其次，违法才是最要不得的，站得越高，才越要小心谨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王翦比谁都心中有数。
扶苏与上将军自来亲善，家老自然也与长公子熟识，并不将扶苏当外人，在扶苏刚出现在长街尽头时，便领人前来殷勤将他迎进了门。
家老叫王忠，典型的王家家生子，几代人一直为王家服务，因此原本的姓氏早已被忘却。与王家一起迁入昭国后，王忠一家更是早已与本家断了关系。
在战国时代各大家族之中，像王忠这样世代为一户主人服务的人不知凡几，忠诚度往往十分可靠。这样的人的数量，也是一个家族的底蕴和兴盛的体现。
扶苏就知道自己的母亲从楚国就带来了不少继承自母家，世代忠诚于她的家仆，梅子酒也是其中一人。当然，这些人也会逐渐从华阳夫人传给扶苏。
在家老小心引领下，一行人穿堂过廊，到了上将军待客之所，扶苏却发现原来今日上将军府的客人不止自己一个。
除了高进之外，其余人都在家老安排下下去歇息，扶苏跨门而入，只略为扫过那个客人，先与老将军见礼，“见过上将军。”
王翦长身而起，先是笑着回礼，然后亲昵地拉住扶苏的右臂，亲自带他坐到席上，这才坐回上首。
扶苏也笑容盈盈，与老将军寒暄着坐下，目光看向对面的另一位客人。
这位客人一身便服，年龄在三十上下，脸型方正，面容刚毅，眉眼之间英气勃勃，与扶苏一样也头戴高冠。
王翦坐定后，便为扶苏引荐道：“这位是杨平南，年少有为，原本便要想办法与公子引荐的。今日正好，公子可以结识一二。”
扶苏闻言恍然，原来是即将作为王翦副将攻魏的杨端和，对方来拜访上将军，目的应该与自己相似，均是商议军机。
杨端和此人，扶苏此前也略是有耳闻。灭韩之战时，此人不过是一个名声不显的军候。因为在灭韩之战中卓有军功而被主将王翦看重，提升为校尉，因功加大夫爵。不过最让此人名声大噪而使扶苏知晓的，还是他在对赵之战时的卓越表现。
当白起与李牧互锁上党之时，杨端和以弱势兵力开辟了另一处战场，三年之内配合司马靳拔赵二十余城，将昭军的战线整体前推三十五里，直接推到了荆门一线，这才让白起突袭荆门畅通无阻。其人也因功被封为平南将军，加爵官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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