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百姓最怕的也是徭役，这才是大量逃亡的缘故。官府不但长期要求百姓做事，不但不给钱，并且还要自备粮食。路程上耽误的时间，有时候还比正式工作要多很多。往往有时候刚刚去远方服役几天，结果回来之后又被喊去别的地方。这样到处跑，路途耽误的时间，花费的粮食，远比在工作时候多了很多倍。
一旦在官府服役的时候多了，那农业必然会被耽误，这个时候朝廷再次加税，那更是成了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苛政猛于虎，这个是孔子也多如此说了。从古代的王安石，到张居正，也都明确认识到了徭役对于农业的耽误。王安石曾经尝试过变法，让百姓花钱进行免除徭役，官府再次花钱雇佣别人服役。而当时百姓也都对于这个政策表达了好感，因为虽然要花钱免除徭役，可是反而节省了很多时间，甚至不再会变成耽误农时，反而能获得增产。这么一增一减，反而对于百姓是有利的。可惜啊，王安石变法被司马光还有欧阳修那帮家伙给废了。不过，王安石也都没有真正的能够培养起一个新的利益集团，这样这才是他变法人亡政息的原因。再加上他没有做好执行层的工作，这样很多变法被歪嘴和尚念错经，结果出了问题。”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是如此，废除了徭役，结果最后人亡政息了。不过，我来做，我一定能够做得比他们更好。只要能让大多数人看到好处，并且能培养出一个新的利益集团，那这样新的利益集团必然会支持，这样才是核心。改革哪里是那么容易的，当年在改革开放，不也是用了一些特区作为试点，这才是好的嘛？”
李元霸知道要改革，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任何改革都是一次新的利益集团和旧的利益集团的冲突，甚至是新思想和旧思想的冲突，这个斗争是很难的。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没有能够成功的培养出新的利益集团，这样才造成了他们人亡政息结果。
反而后世的改革开放成功了，那是因为他们采用了试点的办法。用几个试点，最后成功的通过这几个试点让大家看到了好处，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拉拢了那些观望的墙头草。并且通过试点，培养出了一批因此收益的新利益集团，这样新的利益集团将会跟着旧的利益集团竞争，他们反而是改革的最大支持者。哪怕到时候第一个首倡改革的人被免职甚至去世了，那个新的利益集团也都会继续存在。比如说唐朝的李渊虽然退位了，可是他所代言的庶族地主集团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最终驱逐了士族，创造了后来宋朝的士大夫的鼎盛。
李元霸知道自己不可能直接跟着皇帝李渊说自己要实行新政策，因为如果跟李渊说了，那到时候按照封建时代的惯性，阻力无比巨大。士族，甚至是朝廷里面的那些各种人物也都会有很多疑虑。所以李元霸打算自己先弄，弄出来了之后看到了效果，并且让大家看到了效果，这样能打消很多墙头草的疑虑，甚至培养出一些新的利益群体，这样才是有好处的。
不然，那没有新的利益群体的支持，那些士族很容易一句话也都毁灭了成果。凡是改革，不能够走中央路线，反而是要由下到上。由上到下阻力很大，可是由下到上，那直接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可是却更顽强更加的无可阻挡。
“我今天组织大家来，是希望能够建立我们万年县生产合作社，是希望让大家一起合作，一起分工，这样让大家增产增收，并且能获得更多的是收入，甚至是减轻大家的负担。”
李元霸深刻知道这个古代土地兼并是造成王朝更迭的主要原因，可是造成土地兼并而更迭，却骨子里面是小农经济的模式在作祟。土地兼并也分为很多种，有良性兼并和恶性兼并。后世用土地集中起来建立工业区，那是属于创造就业岗位，带动经济发展的良性兼并，并不能够一棍子把所有土地兼并都给打死。很多人都以为土地兼并是绝对错误的，甚至很多网络小说也多是人云亦云，认为土地兼并是绝对是错误的。
在古代这种模式之下，土地兼并确实是不合适的。因为古代虽然土地兼并，可是却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那些兼并了土地的士族和地主，往往也都是把土地再次转租给普通百姓，这样从中收取部分粮食分成。事实上这个土地兼并只是把土地的所有权给改变了，并没有真正的触及到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的改变，这样的土地兼并不但不能够增加生产力，反而是在降低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在降低生产力。
所以李元霸并不认为单纯的遏制土地兼并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大方法，而是改变这个小农经济的模式。不过中国古代往往也就是小农经济，因为人均耕地少，这样造成了不得不把土地再次细分，让以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发展。而小农经济是遏制资本发展的原因，而小农经济也是王朝更迭的最重要原因。因为小农经济的土地兼并并非是良性兼并，反而是恶性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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