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曹歌和薛浩费了很大的心思去和曹灿灿讲这其中的道理，可是，曹灿灿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就像当时我的一样，对于他们俩的言论，似懂非懂。直到长大之后，我在自己经历了一些所谓的爱情之后才明白，这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如他们所说的一样，感情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人简单明了以及单纯的认知度那般简单。无论任何一种感情的建立、维系乃至了断，都有着太多的外界客观因素所干扰着，扰乱你下的决心，扰乱你所做的决定。
曹灿灿在和薛浩说完那一句话之后，转身便哭着跑上了楼。薛浩当时还维持着蹲下来和她说话的姿势，他看向楼梯处渐渐湮没人影的黑暗，我不知道薛浩当时的心情如何，是感伤还是无奈？
这番言论，毕竟不是在上课，他们二人不是老师，他们只不过在通过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告诉曹灿灿，成年人的思想复杂化和这现实社会的灰暗。他们在引导着曹灿灿走出阴霾，走出母亲离世的伤痛。当然，既然不是老师，那么作为旁观者就没有权利去评判这堂生动的生活课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但是，直到大家去给琴婶儿祭祀这段期间，曹灿灿都再没有提起我母亲，情绪也比较平稳。相对于前些日子能看出来有了一点儿缓解。我猜想，那么多的忠言逆耳，想必也是听进去了一点儿。
琴婶儿离世后的曹灿灿，让我对她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对她的印象，从张扬跋扈到有点儿懂事，再到现在忧郁少年，我忽然发现，人的多面性，有时候不通过大悲大喜，似乎还真是不易察觉。曹灿灿从一只傲娇的小美洲豹变成现在安静坐船的小女孩儿，这种性格的落差让我在每次与她擦肩而过的时候够能感受到一种冰冷的凄凉感，一种被迫成长的无奈。
薛浩和曹歌在给琴婶儿祭祀那天带着母亲去医院做了化验，不过，结果需要几天时间才出来，或许是那个年代的医疗水平没有现在先进和发达吧，总之，我印象中，是隔了几天的。晚间吃饭的时候，曹歌提起让我最近哪天中午回家看看我母亲，我嗯了一声，便换了另外的话题。
嗯是嗯了，但我终究是知晓自己脾气的，我没有去。
这些天，我依旧是早出晚归做着上学的假象。白天我会在南京的大街上晃悠，还怕被路人发现我是穿着校服出来的逃学小孩儿，特意带了一件外衣。不过，11月份的南京冷的还是比较快的，几场雨之后，那刮起来的风便让人生畏。
我会选择商场、地下通道的入口、报刊亭等地方游荡，看这大街上我从未见过的那些陌生人，看他们做着最平凡的事。那时候我就想，这人要是都长一样，也就不存在庸与不庸之说了，毕竟，人生存的本性所决定，每一个人所困扰的，忧虑的，开心的且希冀的大体方向都是一致的。都是把庸俗的思想冠在每个人的喜怒哀乐之中，灌输在自己庸俗的人生欲望当中。这本身就是人的共性，只有命运，才赋予了每个人的不同。
我有时候会坐在台阶上想琴婶儿，我会在见到一个和她有几分相似的人走过身旁时想起她，我偶尔，也会在红灯的十字路口仿佛看到自己的母亲慌张地过着马路，一如她慌乱没有章程的一生，每一步，都是一道需要逾越过去的线。
那段时间的自己很自由，虽然琴婶儿的离世让我心情很沉重，但这游荡在南京街头的日子，偶尔也会让自己觉得有了些许轻松。后来的时候我就想，我之所以对这个社会越来越冷漠，并且可以直视自己命运当中的不公平待遇，或许和那段时间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看见了太多相同或者不相同的人生，看见了太多相似的又多彩的剧情。是不是见的越多，经历得越多，想得越多，人就会消极？总之，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能够自娱自乐的资本和心态。
而距离上一次，我这种自娱自乐的技能体现，仅仅是几个月前。
我在某一天忽然想起了曹歌叫我去看母亲的建议，我想了想，最后还是打住了。
我与母亲这种不远不近的距离，本来是停留在一个线上的，但是，随着琴婶儿的离世，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之间，我们之间的距离便拉开了。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与母亲之间仅剩的几根关联线突然断了一根。渐渐的，我把母亲和父亲划为一体——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段时间，日子过得飞快。又是一个星期，星期六那天，曹灿灿在早饭之后拿着梳子坐在沙发上梳头发，门外忽然想起了门铃声，但是，这近期家里的来来往往，也无人注意来者何人。
当吴妈带着一个小孩儿进了屋子时，我刚从洗手间出来，顿时傻了眼。
“阚涛？！你，你，你怎么来了？”我惊讶地长大了嘴巴。
曹灿灿听见我喊出的人名，顿时不淡定了，她猛地回头，在确定这门口站着的确实是阚涛的时候，她把手里的梳子往沙发上一扔，转身便跑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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